（中國大陸/ 紅十字總會理事樂美真 ）
與此同時，中國紅十字會和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也在密切聯繫中。紅十字會及時地將每次電話內容轉告國務院台辦。我當時具體負責與紅十字會聯絡，並將有關情況報告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孫曉郁副主任。孫副主任多次召集會議，分析研究各方面的情況，經過慎重研判，權衡利弊，大家一致認為遣返不是單方面的事情，要雙方配合才能進行。為此，必須進行見面商談，且商談的時機漸趨成熟，我們必須做出一個切實可行的方案。
初秋的準備
9月的北京，金風送爽，菊花、串紅、美人蕉裝點著這古老的城市。北京城北一幢幢高樓拔地而起，一個叫“盼盼”的吉祥物到處可見。此刻北京在全力準備第11屆亞洲運動會的召開。我也被抽調到亞運會組委會裏，被任命為新聞部副部長，負責聯繫近200多位元報名採訪的臺灣記者。由於工作的關係，我與許多臺灣記者熟識，他們為了採訪到新聞，也經常找我“麻煩”。“電話騷擾”經常不斷，也造成了很多誤解，但對正在進行的兩岸商談的準備，我卻嚴格保密。非但如此，在臨出發的前幾天，我還保持著與臺灣記者接觸的密度，若無其事地談亞運會，談北京的天氣和好吃的涮羊肉。
初秋的一天，恰是我43歲生日，那年陳長文46歲。我對這位比我年長的有著犀利談鋒的對手，已有幾分瞭解。我翻看了能找到的所有介紹陳長文的資料，知道他是福建福州人，生在雲南昆明一個叫金刀營的地方，其父陳壽山，原國民黨陸軍少將，是胡宗南的舊部。陳長文5歲時到臺灣。他在臺灣大學法律系畢業後，又獲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法學碩士、美國哈佛大學博士。現任臺灣知名的理律法律事務所的主持律師，是臺灣軍方的常年法律顧問，亦任臺灣紅十字會秘書長。大概是由於職業的關係，他口才極佳，思路敏捷，自負性強。7月下旬北京之行，當時的吳學謙副總理會見了他。孫曉郁副主任、張曉布副局長和我與他長談，其使命感和風度已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韓長林、張希林還陪同他去了上海、福州、廈門。常松茂我也熟識。6月我去滬杭兩地為台辦幹部講課，恰巧參加了在這兩地對徐亨和常松茂的接待。在新錦江飯店的餐桌旁、滬杭的火車上和美麗的西湖邊，我們相談甚多，彼此都很坦率真誠。尤其是常松茂與其老姐姐在上海車站相聚那一幕，催人淚下，使人難以忘懷、在我生日的這一天，沒有鮮花和蛋糕，我又看了一遍有關資料，沒有告訴妻子到哪里出差，甚至沒有帶齊行裝，第二天就匆匆上路了。
在離開北京之前，我交待亞運會新聞部的同事和司機，如臺灣記者找我，三天內先不要告訴他們，如以後追問，可告他們去南方臨時出差。
9月5日，韓長林、張希林和我一行三人飛到福州。福建省台辦、紅十字會均派人接機、福建省台辦張廣敏同志（現已任福建省台辦副主任）將我們安置到西湖賓館的一幢獨立的小樓裏。在福州，我們一方面向當時的福建省長王兆國彙報了有關情況，一方面與福建省、福州市有關方面開會商討對策、完善商談方案。
福建省長王兆國馬上要趕去廈門，聽了彙報後十分重視，表示國務院領導同志批准的具體談判方案都有了，福建堅決認真執行好這個決定。指示由福建省委常委、統戰部長張克輝同志〔當時張克輝同志已任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副主任〕負責領導，遣返工作由蘇昌培副省長負責具體實施，由紅十字會出面。經過反復研究，我們一致同意張克輝同志的意見，在海上交接遣返人員是不安全的；也是難以操作的。福建邊防局的同志說，臺灣宜蘭至馬祖，比到金門的海上距離要近，且私渡者絕大多數是閩北福州、長樂、平潭、連江一帶的。遣返路線以馬祖――福州最為合適。福州的馬祖港條件好，接人後易於送回原居住地。另外，福建方面建議，當時的福州市委常委、政法委書記方慶雲同志（後任福州市委副書記）是親自處理“閩平漁5540號”事件的，也負責過從日本遣返偷渡人員的工作。他情況熟悉，便於與各方面協調，商談應加上方慶雲同志。所以赴金門的最後人員中，方慶雲同志也以福州市紅十字會副會長的身份列入其內。
在招待所，我們繼續與臺北進行電話聯繫。我們原計劃乘邊防的甲型交通巡邏艇去金門，艇從福州調到廈門海軍碼頭，台方也初步同意。後臺北來電話，詢問艇上是否有武器。我們表示艇上原有的武器裝備難以拆卸，但可以將炮遮蓋。臺灣紅十字會大概與臺灣軍方商量後，表示任何武裝船都不行，要改用民用船隻，同時不能攜帶照相機和錄影設備。我們經過研究，決定改用“漁政870號”船去金門，並確定了七名船上人員。雙方還初步商定了赴金門的時間。
9月7日下午，濃雲密佈，天氣陰沉，我們冒著大風，乘8802號航班飛抵廈門。廈門市內正在迎接9月8日“福建投資貿易洽談會”，各地客商雲集，採訪的記者也集中到這裏，廈門各賓館爆滿。為了隱蔽，我們沒有住賓館，住進了廈門邊防檢查站一幢不被人注意的小紅樓裏。這幢樓共三層，獨門獨院，只能睡覺，吃飯要沿著山路走到邊防站的食堂去。當時廈門邊防總隊政委林明貴同志、檢查站站長林成相同志非常熱情地接待我們。福建省邊防局辦公室副主任郝征宇同志也從福州趕來，與我們住在一起。一切就緒後，天不作美，18號熱帶風暴到了。
不僅我們不能出海，台方人員也不能乘飛機到金門，陳長文一行9日飛金門的航班取消，雙方商定的時間一再推遲。我們只好在樓裏玩“十八問猜人物”和排列撲克的遊戲度日。其間，廈門市委書記石兆彬同志來看望我們，主管政法的廈門市委常委、秘書長劉豐同志慷慨地讓我們使用市里的機要通訊，與北京保持聯繫。廈門市副市長張宗緒同志原是外交部幹部，各方面經驗豐富，他專門召集了廈門警備區、水警、邊防部隊開會，研究了觀測、指揮、保障和支援問題，並商定在廈門水產局樓上設立指揮部，由張副市長統一指揮。9日下午劉豐秘書長再次召集水警區、警備區等部門開會，研究統一指揮和安全保障問題。詳細研究了船上的通信頻率、交接點經緯度和相互配合問題。為了必要的保證，從安全考慮，廈門方面決定不用“漁政870號”船，改為租用水產局噸位大的“廈漁 507號”、“廈漁 508號”兩艘漁船。由於赴金門後，我們無法通訊，我們與廈門方面約定了必要的暗號。我們此次行動代號“909”，報告了總參作戰部，並向北京請示了兩次。
在廈門的幾天裏，陰雨連綿，住的地方沒有洗澡設備，天氣悶熱，我們出了一身汗，渾身不舒服。但一想到即將踏上征途，就忘掉了一切。我們冒著大風，先一天查看了在廈門東渡碼頭停靠待命的150噸“廈漁507號”船。漁民們已接到通知，暫不出海打魚，他們表示寧願自己受到損失，也要保證完成任務。我們已與台方約定，我們的船開到浯嶼與二擔之間的海面，臺灣派漁船來接，並引導我船開到金門指定碼頭。為了保障，我們將另開出一艘“廈漁508號”漁船在浯嶼附近待命。我們天天聽氣象預報，希望颱風快點過去，焦急地等待出發的那一刻。
金門之旅(上)
9月11日清晨，天氣仍然佈滿了濃雲，風勢雖有所減弱，但預報仍有七至八級。雲濤曉霧裏，我紅十字會一行五人著裝出發了。當我們趕到廈門東渡碼頭時，150噸的“廈漁 507號”、“廈漁508號”兩艘漁船已開動機器，待命出發。船上的漁民已明確了自己的任務，從臉上看，雖有幾分不解,但仍為擔當這特殊使命而表現得從容不迫。在碼頭上，廈門市紅十字會副會長、衛生局長朱玉珍同志趕來送行，她考慮得很周到，為了防止我們在海上顛簸暈船，讓我們每人吃一片暈船藥。我從小自認平衡系統好，從來不暈船，但為了商談的大局，我還是遵醫囑服了一片藥。韓長林秘書長率領我們踏上了“廈漁507號”船的甲板。我隨身只帶了一個手提檔箱。福建省台辦蘇志碩同志，廈門市台辦鄭忠賢同志、廈門邊防支隊長陳雙三同志陪同護送我們登船出發。另一部分邊防的同志登上“廈漁508號”船。我看了一下表，7點30分，我們準時出發了。
兩條船保持著一定的距離，經過鼓浪嶼另一側，並進了波濤洶湧的大海。這時我們在船的桅杆上掛起了紅十字旗，旗幟在風中獵獵作響。我登上了駕駛艙，注視著前方，船在七八級風浪中顛簸行駛，一上一下，那感覺如同騎在呼嘯的戰馬上，在草原上馳騁。過了一會，隱隱約約能看到船駛過青嶼島。船員告訴我青嶼島上駐有部隊，他們此刻也許用望遠鏡在注視著我們。我和廈門邊防支隊長陳雙玉同志在船上交談，他略帶興奮地告訴我，兩岸此次如果能達成協議，就可以有效地遏制私渡，我們邊防的工作就好做了。
8點30分，我船到達約定的浯嶼和二擔之間的海面，這是事先約定的地點。事後我看到臺灣記者的記述，是在東經118°8′04″，北緯24°21′03″的方位。我們此刻一起都走出駕駛艙，站在船舷上，看見臺灣漁船“金興號”已在約定地點等候，船的桅杆上也懸掛著紅十字旗。兩船相會，大家都很興奮，互相招手致意。只見臺灣紅十字會副秘書長常松茂不顧高齡，站在甲板上，向我們招手、照相。風浪很大，30噸的台船由於很小，在海上起伏不定，常先生險些摔倒。我們在船上大叫，讓他回到艙裏，請他們的船在前引導，我們隨其後。這樣兩船一前一後向金門駛去，“廈漁508號”船在浯嶼拋錨待命。
10點15分，我船抵達金門料羅灣新湖漁港外海面，由於我船噸位大不能靠岸，台方要用交通船將我人員駁到岸上。在我們拋錨時，台方很快開出一條“龍祥號”交通船迎接。這是一艘小艇；駕駛艙外臨時豎起一個竹杆，上面也掛著紅十字旗。當時任臺灣紅十字會秘書長的陳長文先生在艇上向我們招手，他此刻神采奕奕，頗有點軍人的氣質。這時，小艇慢慢與“廈漁507號”船並在一起，船員迅速拋掛纜繩，並扔過來幾件桔紅色的救生衣，大家把救生衣穿在身上。我未穿就首先跳上了交通船，船艙內有一位鄧先生坐在裏面，他臉色不好，握手後他說暈船。我這時注意到正前方兩把扶手椅後面有“長官座位”字樣。小艇的船員幫扶其他幾位同仁換船，我看他們皮膚黝黑，動作熟練，顯然是訓練有素的水兵。不用說，這艘船一定是軍方的，但那位鄧先生仍看不來是做什麼的。
小艇靠上新湖漁港碼頭，我從船上躍到碼頭的水泥石階上。大家都很興奮，我們終於踏上金門的土地了。韓長林秘書長、計克良副會長和我，一起與陳長文合影。岸邊上已經停了一輛 0058號“貂族100”12座豪華麵包車，我們登車離開了碼頭，前面還有一輛9980966號“飛羚”吉普車開道。車在金門的公路上行駛，向窗外望去，兩側樹木蔥郁，絲毫看不出這裏曾是戰火紛飛的地方。十字路口是蔥綠的街心花園，細看是偽裝的碉堡。沿途一些空地上有規律地埋置了很多水泥樁子，上面有三叉鋼釺，臺灣紅十字會國際關係組主任徐祖安坐在車上笑著說，這是為了防止“共軍”空降。汽車開了約15分鐘，在一座有中式院牆的大門外停下。主人介紹說，這裏是金門金甯鄉仁愛新村招待所，剛剛建好，還沒有人住，我們是第一批客人。兩岸紅十字組織的人員都住在這裏。我們上了二樓，兩位秘書長每人一間套房，其餘每人一個單間，進房後我痛快地洗了一個澡，感到渾身舒服。
休息半小時後，雙方即在樓下一間佈置好的會議室裏進行商談。會議室桌子中間一盆紅色的鮮花裏，間插著許多白色的小花，拼對的長桌一頭插著兩面紅十字旗。每個座位前面擺著茶杯、金門貢糖和便箋紙，屋內顯得十分雅靜、素樸。臺灣的四位代表已經在那裏等候，依次背對著門在桌子一側坐著徐祖安、常松茂、陳長文和鄧先生。我們走上前一一握手。我拿出事先印好的帶有紅十字的名片，對鄧先生說：“鄧先生，我們交換一下名片。”鄧先生顯得很不自然，回答說沒有印名片。陳長文上來介紹說，這是鄧中正，是臺灣紅十字會的顧問。
入座後，陳長文首先表示歡迎各位，風雨故人來，建議雙方先不拘形式，把我們的問題先提出來，一般地交換意見，然後再研究如何進一步地談。接著他著重談了遣返的迫切性，同時需要大陸方面的配合。韓長林秘書長也致了開場白，表示非常感謝臺灣紅十字會的安排，剛剛分手一個多月又見面了，特別是在這個地方。在前一段的聯繫上，在原則上有共識，在細節上也取得了諒解，充分表達了我們對這些問題的關注。他強調了人道主義和安全是大前提，同時也要考慮大家方便可行。我在韓長林秘書長講話後也表示，這是一件事務性工作，我是紅十字會的理事，對此也很關心，我們這次要談的就是互相遣返的問題。大家要在互信的基礎上，在這個地方尋求共識。方慶雲副會長介紹了從日本長崎租上海的客輪接運偷渡人員的作法。計克良副會長強調，福建與臺灣地理相近，語言相通，過去的人違反規定的是少數，大多數人是可以理解的。我們都是中國人，要把這個因素考慮進去。臺灣常松茂副秘書長很有禮貌地說，過去給你們增加不少麻煩，拖下去恐受社會、客觀因素的影響，日久有變，各位表態都有誠意，相信會很快得到一個合適的結論。接著雙方坦誠地交換了意見，商定正式商談的內容是：雙方遣返的原則、物件、地點、方式，不涉及其他問題。如果談得好，可以搞一個備忘錄。雙方還確定了進一步商談的方向。
吃午餐的時候，我們與陳長文、常松茂又商定了程式，決定下午和次日上午進一步商談，如順利，次日下午安排參觀。
金門之旅(中)
下午2時30分，大家休息後精神很好，再次來到樓下的會議室，繼續進行商談。臺灣方面再次闡述了遣返的迫切性，他們說，現在“靖廬”就像個高壓鍋，裏面住滿了待遣返的人，壓力越來越大，再這樣下去不行了。他們建議按金門―廈門的路線遣返，但港口只能靠40噸以下的船。希望進一步協調如何新聞發佈，以及時間、方法等問題。在第一次交接後，再檢討改進。我方向台方說明，我方人員去臺灣的，主要集中在福州地區，約占80％以上，臺灣宜蘭到福州馬尾210海裏，到廈門290海裏，不應捨近求遠，建議在馬尾―馬祖進行。對遣返物件，我們認為從事正常捕魚作業和因避風、觸礁、機器故障等原因抵達對方的漁民，不應列入海上遣返的範圍。雙方還進一步討論了核查的時間、遣返交接使用的船隻和掛旗問題。雙方都同意兩岸紅十字會在遣返問題上職能定位於“參與見證”。同意在遣返物件上寫上刑事犯和刑事嫌疑犯。雙方還大致商量出一個表述的框架。我發言表示，大體結構已經商定了，基本上所見略同，但具體表述要再研究，如叫法“越境者”的提法不妥，不便表述的要避開。對協議主體名稱的表達雙方有分歧。陳長文說，以雙方紅十字會名義簽，要稱大陸地區紅十字會，臺灣地區紅十字會。這是個技術問題，應完全拋開意識形態。我不同意這種表述。
陳長文說，“你們怎麼稱謂？”我說：“嚴格地講我們叫‘中國紅十字會總會’，你們叫‘中國臺灣紅十字會’。”陳長文一聽馬上說：‘那不行，如果這樣，我們叫‘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我說：“你要那樣稱謂，我們連條文都不同意簽，可以不用談了。”說到此，和緩友好的氣氛一下子出現了劍拔弩張的局面。誰都不願意前功盡棄，但總要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提法，這確實是考驗中國人智慧的時候了，大家同意再想一下。在意見一致的部分如何寫法，陳長文建議再討論。我說：“我們已有一個方案，供你們研究參考。”說著把一個事先擬好的雙方遣返的草案送了過去。台方有點出乎意料，常松茂先生連說：“好，好，我們看看。”陳長文先生說：“今天下午我們就可以去參觀，明天再談。”於是，我們起身喝咖啡、休息。
在陳長文、常松茂的陪同下，我們一行驅車在金門島參觀。先到了中山紀念林，林區是蒼翠挺拔的松林，沿路非常乾淨。韓長林秘書長後來談對金門的印象時說：像一個森林公園。金門多樹林，給我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參觀中山紀念林，我們覺得很有新鮮感。沒想到在臺灣生活了40多年的常松茂先生也是第一次到金門，據說也要辦特別通行證才能到金門。中山紀念林的南端是一座仿古的四合院建築，這是蔣經國先生紀念館，館內大多陳列著他在“八二三”炮戰及以後多次來金門的照片。出館後天下起雨來，我們冒雨又驅車到了位於金門金城東郊的古崗湖。這是一座半天然、半人工的湖泊，湖中有一棟朱梁碧瓦的古崗樓，據說蔣氏父子常來此地。湖畔亦有古跡，傳說明末魯王抗清，輾轉閩粵浙沿海，後蝸居金門七年，死後秘葬。現發現真塚，亦發現有魯王題鐫的“漢影雲根”石刻。我們登古崗樓，憑欄眺望，遠山含黛，湖水跳珠，空曠寂靜。我們在樓上品嘗了金門特產貢糖。聽著風聲雨聲，想像不出這曾經硝煙烽火的地方，為什麼現在這麼寧靜？
因為是下午商談之後的參觀，時間很短，看了兩個地方後，我們就趕回來吃晚飯。臺灣紅十字組織徐祖安沒有去參觀，顯然他在研究起草臺灣的方案。吃晚飯的時候，觀察仔細的張希林很快發現了問題：這個招待所服務員全部是男的，臉曬得很黑，他們在敲我們的房間時，本能地喊了一聲：“報告。”吃飯的盤子出奇的大，不用說這些都是“阿兵哥”。當我們講給陳長文聽時，雙方都哈哈大笑。聯想到“長官座位”和那位陌生的一時拿不出名片的鄧中正先生，使我們感到到處都有軍人的影子，我們真是來到一個特殊的地方啊。事後我們知道，這位鄧中正先生真正的身份是金門軍方參謀助理兼執行官鄧定秩中將。他以臺灣紅十字會顧問的名義參加商談，顯然與以前臺灣執行遣返任務的軍方有關。據臺灣記者透露，另一位元參謀本部作戰次長李建中中將沒有出場，他與鄧定秩都參與了在金門統籌規劃會談作業。陳長文與軍方關係密切，選擇了這樣一個“戰區”來商談遣返問題，也真有點兒“虎穴”的味道。不過在場面上，彼此都親切友善、彬彬有禮。
原來說好晚上7點，臺灣方面可以把他們的方案拿給我們，但我們左等右等，遲遲沒有送來。晚飯後，幾個男子趕到陳長文的套間，只聽見他們要趕裝通臺北的專線電話。我們則集中在韓長林秘書長的套間商量一些細節。
晚上近11點，徐祖安拿來他們寫的方案。我說，這麼晚了，你們也不用等了，明天我們改完後再交給你們。徐祖安走後，我們五人仔細研究了臺灣方面寫的備忘錄草案，大家都發表了自己的意見。我看了稿中最大的問題是“雙方所轄地區”這樣的提法，另外還有“非法越境”的表述，這些都是容易引起歧義的，也是我們的立場所不能接受的。在下午的談中，我們就提出“非法越境者”的提法不妥，對“法”字雙方解釋不一，“境”字有“國境”、“邊境”之分，嚴格來說，“偷渡”的提法都不嚴謹，什麼叫“偷”？陳長文當時反問，那你們說用什麼提法。總得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提法。加上雙方商談的主體如何表述，真是頗費思索。夜深了，我一點都不困。我說：這樣吧，希林年輕，和我開夜車，根據大家的意見改出一稿。
張希林當年38歲，曾在解放軍69軍任文書、指導員、幹事，後轉業到中國紅十字會總會臺灣事務部工作。在金門一天下來，他都在認真做記錄。今天這篇回憶文章能寫出來，與他保存了原始記錄和有關資料是分不開的。雖然已過子夜時分，張希林聽到我的話，很爽快地應下來。我們倆留在韓長林秘書長套間的外屋，又認真地研究了臺灣方面的方案。整個方案架構可以，但表達不夠簡明。關鍵的地方，我們確實絞盡腦汁。商談的主體，我們用了“海峽兩岸紅十字組織”。遣返物件，我們想出了“違反有關規定進入對方地區的居民”。遣返的第二類物件，我們列了“刑事犯”。對正常打魚的漁民，我們始終認為不能列入遣返物件。經過下午的商討折沖，寫了一句但書：“但因捕魚作業遭遇緊急避風等不可抗力因素必須暫人對方地區者，不在此列。”對臺灣文本中出現的“所屬主管部門”、“對方所轄地區”、“他方居民”這些容易引起歧義的地方，我們均作了變通處理。這樣，我按原來的脈絡，從頭順了來，歸納了五條。張希林很快地重抄了兩份；一份留底，一份準備明晨提供給對方。我校了一遍，回到房間已是淩晨3點了。躺在床上仍然睡不著，周圍萬籟俱寂，靜得可怕。在大城市聽慣了嘈雜的聲音，一下子靜下來反而不適應。
第二天清晨，我們將草案文本交給了常松茂。因為商談充分，估計磨合得差不多了，我們已將備忘錄改成了協議。一個小時以後，傳來臺灣方面的回話。陳長文說，我們可以以此為討論的協定文本。雙方代表又進入樓下的會議室，進入了最後的商談。
討論時，我方代表強調了兩點，一是在大陸也有一些違反大陸規定的臺灣居民長期滯留，有的是臺灣通緝的刑事犯。這些人在大陸尚未犯罪，但也應考慮遣返。二是重申正常捕魚的漁民進入對方地區是經常發生的。臺灣漁民經常來大陸捕魚、避風、加油、修船，大陸沿海各地都給予很好的接待。因此，兩岸漁民的正常往來不能隨意抓扣遣返。對雙方漁民的小額貿易，建議不寫進去，因為說不清楚。對雙方商談的結果，我說，備忘錄可以更簡練，對方有默契，雜文可以簡化。既然都有共識，建議用協議書。 (上篇)
http://www1.chinataiwan.org/web/webportal/W2008643/index.html
金門之旅(下)
陳長文回應說，“協議書”和“備忘錄”，後者更低一層，協議更為正式。如果從互諒考慮，用“備忘錄”更好。他又說，你們第一個問題所指的人，在法律上叫刑事嫌犯，可列在刑事犯之後。
雙方對文本中核查時間、船隻等問題及個別地方交換了意見，進行了修改。在大體條文取得共識之後，我們又討論了一些排印、簽字、新聞發佈等技術性問題。陳長文開玩笑說：你們大陸的簽字習慣是不是左派簽左邊，右派簽右邊。此語一出，我們也笑了。原來臺灣方面給我們文本簽字處他們在左，我們在右。我們早上給臺灣方面的文本是我們在左，他們在右。我們明白臺灣方面在計較前後之分。這時徐祖安說，我們可以豎排。我說，豎排也有上下之分。大家研究認為，這個問題好解決，簽兩份協議，一份你在前，一份我在前，就可以解決了。陳長文這時問：“簽字後我們用什麼年號？”我說：“當然用西元年號。”陳長文說：“我平常習慣簽字後用我們的年號。”我說：“這是我們絕對不能同意的。道理很簡單，西元年號是世界上通用的，並不是我們大陸方面獨有的。”雙方出現了短時間的僵持。
這時徐祖安靈機一動，說：“我們可以用農曆年號，今年是庚午年，這是我們中國人獨有的。”計克良說；“一甲子六十年，轉一圈以後不知道是哪一年了。”張希林這時插話說：“這有點不倫不類。”我想，假如用農曆年號，月、日用什麼呢？年、月、日都用農曆，人家世界上看不懂，還要換算；如果年用農曆，月、日用西曆，確實有點不倫不類。我把想法說出來後，陳長文也表示同意，又重提他習慣用的年號。為了簡化，前面幾字略去，只寫“七十九年”。他說這是他最後一項堅持。雙方相持不下，只好各寫各的。我重申：在對外的新聞稿上，我們必須寫西元年號，你們臺灣也在用。這是回避不了的。常松茂說，新聞稿可用“本年”某月某日。對雙方的稱謂，由於無法達成一致的意見，大家都同意用“海峽兩岸紅十字組織”。所以，以後公佈的新聞稿一開始有這樣一段話：
“海峽兩岸紅十字組織代表韓長林、陳長文等於本年九月中旬在金門對雙方參與見證其主管部門執行海上遣返事宜舉行工作商談，經充分交換意見後，達成協定。”
這短短的一句話，是經過唇槍舌劍，發揮了中國人智慧又照顧各方立場而達成的一致的表述性語言。
協定文本取得共識後，徐祖安就拿出去列印。我們開始喝咖啡，稍事休息，準備舉行簡短的簽字儀式。我們各自都回到房間，穿上了西服，打好了領帶。下樓後，房間佈置調整了一下，我們身後靠窗戶一邊插了四面紅十字旗，我們在旗前列成一排，兩位秘書長簽字、握手、照相。歷史的那一刻既簡樸又鄭重。九個人都進入了鏡頭，正式商談至此圓滿結束。隨後，張希林、徐祖安兩人代表各方在新聞稿和“待辦事項”上簽了字。新聞稿上，有關商談代表的名字和商談的地點，是否對外公佈，都留有了餘地。在“待辦事項”上列明分別由韓先生、陳先生請示後決定。“待辦事項”上還對雙方確認協議書的時間、專用船的資料、馬祖與馬尾之間的演練、遣返人員的補充資料等技術細節和後續工作，做了詳細的記錄。另外還商量了交接見證書的式樣（在以後實際作業時“交接見證書”在文頭正中加了一個“紅十字”標記）。
簽了協議後，我們就安排退回廈門的事宜。因無法與廈門通訊，我迅速起草了一個傳真搞，請臺灣紅十字會發到臺北，再從臺北傳真到廈門。傳真很簡短：“22293朱玉珍轉告：一切順利。13日上午接原定時間、地點運廈門，請落實14日機票。韓、樂90.9. 12中午”。
9月12日下午，我們很輕鬆。雙方人員一起在金門各地參觀遊覽。先後參觀了金門畜牧試驗所。民俗文化村、太湖榕園等。在畜牧試驗所，我們喝了當地產的牛奶。方慶雲同志興致很高，還騎馬照了像。
位於金門金沙鎮山后村的民俗文化村值得一提，這是由十八棟二進大厝所組成的古厝群，依山坡而築。古厝以石材為基座，配上紅色磚瓦、福杉梁木。屋頂則馬背、燕尾交錯。立面木石雕刻精細，充分表露出閩南建築的特色。在民俗文化村，我沒有去各屋參觀。常松茂有意將陳長文和我安排在一起，希望我們有時間再談談。我和陳長文倚在房前草坪的一個石頭上，兩人交換了對兩岸關係發展的看法。我已知道，陳己受命籌組海峽交流基金會。他希望我們也能成立相應的民間組織。我表示，希望在這次商談之後，兩岸能進入一個務實發展的階段。我最感興趣的是直航問題，希望以後有機會能繼續商談。
在金門太湖游憩區，我們一起走在長堤上。夕陽西下，我與常松茂邊走邊談，那情景，宛如一幅畫。我們參觀了榕園。榕園原名西洪，明朝時，此地有“人丁不滿百，京官三十六”的顯赫風光。這裏綠蔭蔽天，以老榕樹著稱，可謂“名榕盤虯，須髯垂地”，成為觀光休息之所。榕園旁是“八二三戰史館”，館外草坪上有加農炮、戰鬥機和水陸戰車陳列。正面外牆上密密麻麻刻有是役戰死將士的名字。據說有585位。我們要進去看一看，陳長文說已經閉館。後來知道，那天恰好有一批臺灣的“立法委員”來參觀，怕我們撞見，因此不得入內。儘管如此，太湖的廊堤、老榕、夕陽給我留下了回味無窮的印象。就是那些穿著短褲戴著眼鏡跑步的士兵，也覺得他們很可愛，也許是達成協定以後的輕鬆歡愉，使我看什麼都覺得活潑美好。
回到仁愛新村後，我們有一頓豐盛的晚宴。大家頻頻舉杯，喝金門高粱酒，祝賀合作成功。臺灣代表還介紹“深水炸彈”、“潛水艇”的喝法，即把一小杯白酒，連杯帶酒擲進大杯啤酒裏，然後一起喝混酒。我們一行韓長林秘書長酒量最好，我不勝酒力，為了助興，也豪飲了一杯。
晚飯後，我們一起在院子裏吃水果喝啤酒，賞月聊天。屋裏雖然有電視，但當時只有“華視”一個台，不如在清風明月下，別有一番情趣。我們天南海北地聊著，也建議鄧先生有機會回湖南老家看一看。當然我們也希望有一天，去臺灣走走。在這種場合，大家似乎沒有隔閡，相聚甚歡。明天就要分手了，大家互道各自珍重、一路平安。
晚上，我輾轉反側，不能入睡，爬起來，坐在沙發上，想到為了這不平凡的兩天，我們走過了多少年的路程。想到金門馬鳴聲遠，如今綠萌夾道，是多大的變化。想到未來兩岸的前景，眼前兩岸的朋友，是多麼值得憧憬和祝福。我把這兩天的感受寫了一首詩：
何須相見動兵戎，
卻喜敵人海上逢。
古崗登樓風雨急，
榕園信步夕陽紅。
不曾對酒清風裏，
難得安寧綠樹叢。
思緒萬千逐浪去，
未來盡在不言中。
我將詩抄在金門造的便條紙上，題目叫“金門行”，題下寫：贈陳長文。這時，天已亮了。
9月13日清晨，天氣晴朗，我們起來踏上返程的路。雖然我一夜未睡，但仍精神抖擻。在這之前，我們互贈了禮品，我們帶來福建的漆器送給臺灣紅十字會的朋友。他們也送我們每人幾瓶金門高粱酒和金門的水果，另將金門拍的照片沖洗出來，裝在相冊裏送給我們。在這些地方，臺灣的朋友禮數周到，細緻有加。我拿了一盒金門的火柴和幾張便條紙留作紀念。陳長文、常松茂堅持要送我們到碼頭。在新潮碼頭，我們互道珍重，後會有期。我這時將詩交給常松茂，請他在船開後轉送陳長文先生。我們在商談中是對手。曾經針鋒相對，但商談外我們是朋友。不打不相識，相識不相疑。“放眼於山外，相逢一笑中。”中國人之間有什麼問題不可以用商談來解決呢。
“廈漁507號”開船了，望著大海的波濤和均遠的山巒岸堤，我頻頻向臺灣的朋友招手，心裏說：金門―再見了。
熱烈的反響
金門商談結束了。9月14日，韓長林、張希林和我從廈門飛回北京。為了爭取時間，一下飛機，我家都沒有回，讓汽車直奔台辦，向孫曉郁副主任作了彙報，並就在秘書局辦公室裏起草給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和國務院負責同志的報告。報告馬上去列印，經幾位副主任核閱後呈送上去。直到這時，我神經緊張的弦才鬆弛下來，覺得好累。
9月15日，我匆匆趕到設在亞運村國際會議中心的大會新聞部。同事早已辦公多日，各自在忙碌著。記協的同志一見面直埋怨：你跑哪里去了，這裏的工作沒有人管，再找不到你，人家要把你開除了。我馬上投入亞運會新聞部臺灣記者組的工作，穿上亞運會組委會的官服，若無其事地天天和臺灣記者打交道，與他們談笑風生。從他們眼皮底下溜走了幾天，他們竟一點也沒有察覺。
一位元臺灣記者在北京挖不到什麼新聞，突然發現長安街樹上的蘋果是假的，馬上撰文發回臺北。結果臺北的編輯認為沒什麼意思，不予刊登。我和抽調到亞運會的我局幹部周甯天天拿這件事與這位元女記者開玩笑。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放著一棵大樹你不去寫，偏要寫樹上裝飾的小東西，怎麼樣，文章沒有發表吧。這位大記者不服氣，指著我說，你給我點新聞。我繼續開玩笑說，你們臺灣記者老說自己是“修理業’（可以修理別人），“屠宰業”（可以讓人家“見光死”），“製造業”（可以製造新聞），還用我給你新聞？那位元記者反問道：你是什麼？我開玩笑說，我現在是“修理”記者業。說完大家哈哈大笑，相約去喝啤酒。
事情過去三天，中央對台工作小組和國務院負責同志批准了報告。我找到新華社國內部港臺組王熾同志，與他商討了新聞稿的發表事宜，並囑他不要隨意增減一個字。同時，我通過紅十字會與臺北聯繫，依商定，雙方在9月19日上午10時，在兩地同時發表。
這時，臺灣“中國廣播公司”新聞部記者王正仲住在王府飯店，他正聯繫棒球的事，沒有直接採訪新聞。但職業的敏感使他細心地發現，有幾天我不見了。他一定要找我聊天，我說，今天我實在沒空，明天上午10點，在國際會議中心新聞部樓梯口見面。
9月19日上午10時，我的這位臺灣朋友如約在新聞部樓梯口等候。一見面他抱怨：我打了十幾天電話，找不到你。我大聲對王正仲說，10點到了，有新聞，去和臺北紅十字組織聯繫吧。他還未聽完撒腿就跑，與其說跑，不如說沖。他沖下樓梯，很快與臺北聯繫上了。此時，臺北陳長文正在召開記者招待會，公佈了兩岸經過商談達成的協議。我新華社在同一時刻向全世界發了電訊稿。第二天，《人民日報》在頭版登出“海峽兩岸紅十字組織在金門商談，達成有關海上遣返協議”為題的新聞稿。
“金門協議”公佈之日，正值北京亞運會高潮之時，臺灣以“中國臺北”的名義派出了龐大陣容的運動員隊伍和記者隊伍。臺灣的報紙一直處在“稿擠”的狀態，但“金門決議”在晚報見報以後，各大報刊迅即作出了反應。臺灣《聯合報》、《中國時報》令其在京記者想盡一切辦法找到了韓長林秘書長和我，軟磨硬纏，窮追猛問，片言隻語都被他們寫成了一篇篇的訪問記。當晚我參加了《中國時報》在北京飯店西大廳舉行的海峽兩岸文藝晚會，一進門就被搶了鏡頭。《聯合報》記者在臺北翻出了一張集體照，來不及處理，單洗了我在集體照中的一張照片發表。
總起來看，臺灣輿論普遍認為，這是40年來兩岸關係的一大突破，對此表示肯定。認為此次會談使兩岸關係“跳出低谷，已初現曙光”。
《聯合報》認為此次會談已使兩岸關係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如能循此模式建立更多成果，兩岸人民都會蒙受其利”。《中國時報》認為，兩岸紅十字會在金門舉行了一次“堪稱歷史性的會議”，臺灣當局首度同意中共兼具官方身份人士“合法”進入“臺灣領土”，較之南北朝鮮在板門店或東西德在柏林談判還要有“突破性”。《時報週刊》稱這項歷史性會談，經兩岸當局同意，爾後兩岸將來直航方式遣送人員，“國府”“三不”政策已遭突破，金門、馬祖地區是否將成“板門店”也引起各方的關注。《民眾日報》指出，此次會談“使得兩岸緊張關係已象徵性地進入和解時明，對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將奠定良性的和平互動模式。”臺灣、香港各大報也都對金門會談予以肯定；認為這次會談就其整個過程，對未來處理兩岸問題具有啟發性，就其達成的協議，也比現行的遣返方式理想。不少報導還認為這次協定“不僅符合人道精神及安全便利原則，也為臺灣海峽兩岸警方今後換囚行動，甚至共同打擊犯罪的可能性打開契機”。
臺灣的專家學者及“民意代表”也紛紛對兩岸紅十字會的接觸表示讚賞，“監察委員”谷家華指出，這次談判是雙方非正式接觸前邁出的一大步，尤其地點選在金門這種衝突最厲害的地區，“更顯示雙方都有和平相處的誠意。”“立法委員”林正東、趙少康、黃主文等均表示這次會談“非常好”，“沒有比這更好的辦法”，“可以解決兩岸很多棘手的問題”，“是一個好的開始”，“大陸政策要審慎，但也不能不拓展，兩岸互動頻繁但官方層次又仍不宜對話的情況下，民間接觸有其必要性”，“此次談判模式，不是政府接觸，又能解決問題，符合我們的需要”。臺灣大學政治系副教授包宗和說：“這次談判提供了一個思考方面，對未來處理兩岸問題具有啟發性，如果能形成良性互動，將來一些問題或許可能移到臺灣本島或大陸作進一步接觸。”
臺灣當局對金門會談極為重視，對會談成果持肯定態度，但極力掩蓋其官方色彩。據臺灣報紙報導，此次會談是由大陸紅十字會主動提出，臺灣方面最初“並無面談準備”，後向當局請示，在不到一周時間內即獲核可，並經“行政院”同意確定在金門舉行。據透露，臺灣最高當局在事前與事後均接獲有關此事的詳細報告。會談期間，金門與臺灣當局保持密切聯絡。會談結束後，臺灣紅十字組織及“國防部”也向“府”、“院”提出報告。會談協議公佈當天，台“國防部”即發表聲明，表示將“全力配合協定內容，給紅十字會必要支援”，台“新聞局長”邵玉銘，“總統府”發言人邱進益等政要也相繼發表談話對會談予以肯定。另一方面，臺灣當局又極力強調這次會談是“民間行為”，“不帶任何政治色彩”。台“行政院”稱，金門會談“是純技術性的、毫無政治意義”。台“總統府”稱，金門會談“是以務實態度解決問題，並沒有其他政治上的涵義”，並重申臺灣當局“堅持不與中共接觸的立場並未改變”，但“樂見如紅十字會等民間組織解決兩岸間的一些問題”。台“新聞局”、“國防部”、“內政部”在肯定此事的同時，也指出“此事全為民間團體主導，將無涉政府‘三不’政策，與政治無關”。邱進益在回答媒體提問時，對於身兼國務院台辦副局長樂美真的官方身份，表示不知道李登輝事先是否知悉，“相信他不會管到技節問題”。臺灣決策層則希望降低對樂美真官方身份政治上的聯想，而能較單純地以紅十字會的民間層次對他加以認定。
以上我引用的都是臺灣媒體報導的大致反應。當時參與兩岸紅十字組織商談的雙方代表，在公開反應上均舉重若輕、十分平和和務實，對外界的疑慮和誤解從各自立場上出發，進行了恰如其分的解釋。陳長文在臺北強調，“會談選在金門，主要是為了方便”，“一切程式並無違法”，“直航遣返，不至於是通航。”他並表示“所有政府該做而不能做的，都應由仲介團體來做，在仲介團體尚未成立之前，紅十會正扮演這樣的角色。”他還幽默地說“兩岸接觸早已進行，是否參加亞運，或和江澤民握個手，就該槍斃十分鐘？”韓長林在北京表示，“在雙方都有相當的誠意下，未來執行海上遣返工作將可順利完成。“此次大陸方面商談代表都是紅十字會的身份參與。”他強調，“我們是以人道為出發點盡力工作而已。”“兩岸本來就是一家人，在這樣的基礎上建立共識，沒有外界所臆測的特別目的或問題。”“兩岸將以人道為出發點在彼此信任下辦事。”“海峽兩岸百姓都應該為此感到高興。”韓長林還解釋了樂美真成行無任何政治意識形態的考慮，他說，“樂美真也是中國紅十字會88位理事之一。紅十字會辦理的是社會各界的事務，樂美真由於和臺灣新聞界熟識，又因為職務關係有利於事情的進行，如此而已。”“我覺得這個問題實在不必要再追究，因為我們的確也不是故意給臺灣難堪，而是要辦事。“韓長林語意深長地說：“到金門是個偶然，也是個必然。”
當年9月19日雙方同時公佈“金門協議”，我方只是由新華社會向全世界發電訊稿，未召開記者招待會。此刻我正忙於亞運會新聞部的事務。對臺灣新聞記者的“騷擾”，我一概讓他們去找韓長林秘書長。《中國時報》王美玉小姐是相當優秀的臺灣記者，她此刻正在採訪亞運會，但跑政治線的記者對海峽兩岸運動員比賽的事情完全不感興趣。 我們在五洲大酒店的餐廳裏吃午飯聊天，談笑風生。第二天，臺灣報紙上赫然發生一篇題為“大原則不能解決的事，可先從事務性問題著手”的專訪。我大吃一驚，真佩服她大海撈針的捕捉能力，我的聊天的話。可以說八九不離十，是當時我的真實的想法。這篇“專訪”，我們的《參考消息》也轉載了。“專訪”報導說，樂美真講，“大家應該以平常心來看待這項協議，站在擁護兩岸中國人安全的立場上，中國人都應該以務實的眼光來面對”“對於兩岸問題，我認為雙方在事務性的問題上可以進行商討，以解決問題，尤其是借各個民間機構可以進行交流。像這次兩岸紅十字組織成功地簽署協定，就可以說明雙方可商談得很好。”“實在是沒有必要把這項協議看成是高層會談，如果再進一步深究，只能說不否認這項民間事務性的商談將有助於未來走向高層次會談。”“目前臺灣的問題應該是形勢比人強，以我的世界觀來看，歷史自然會出現解決問題的時機與人物，不過任何人只能推動形勢順勢解決問題，不可能把時鐘撥快撥慢，逆轉形勢，我認為海峽雙方應該珍惜已取得的交流，經由漸進、逐步方式來拓展兩岸關係。”“許多事務性問題可以先解決，例如直航。”“我一再強調中國人要務實一點，很多問題不是只有坐而言還要起而行才可。”一般來說，臺灣的報導，難免有各取所需，而這篇提取的話語實在說卻是相當客觀的。
2001年04月10日
http://www1.chinataiwan.org/web/webportal/W2008643/index.html
事隔幾年之後。海峽兩岸的政治家、研究專家和老百姓再回首“金門協議”，相信會更為客觀和冷靜。但我要強調的是，看“金門協議”要放到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去看，它表現為一個過程，是一個階段的產物。不管兩岸風雲變幻，協議一直在執行的本身就說明了，協議是雙方關係發展的需求，協議代表了一種兩岸割不斷的聯繫。“金門協議’確實是人們可資研究兩岸談判的實例。 臺灣部分人士對會談模式提出質疑，民進黨更抨擊是“黑箱作業”、“實質上的國共密談”。陳長文在臺北宣佈會談達成的遣返協議後，台各方除對會談達成協議普遍肯定外，也有部分在野黨及民間團體、人士對會談模式提出質疑。《九十年代》雜誌總編輯李信提出，金門會談衍生諸多問題，而對臺灣方面來說最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沒有法理依據的商談，是否已引起臺灣民眾擔心日後不通過中央民意機構就把兩岸談判擴大到政治層面”。民進黨認為整個過程是“黑箱作業”，其秘書長稱，“這次會談是國共兩黨的秘密談判，是‘兩國兩府’的形式，本質上就是官方接觸。”而選用金門作為會談地點，正好是“引外敵到戰地”，充分顯示國民黨“以敵為友，以友為敵”的特質。並提出，國民黨政府從事的任何談判應公開透明化，並讓反對黨參與，“以便臺灣2000萬人民知道國共兩黨在幹些什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