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政府涉及的貪汙弊案一一現形，社會輿論對加強反貪法制的呼聲漸起。整體而言，這是可喜的現象。
然反貪不能矯枉過正。以新修的《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擴大財產申報義務人為例，法務部透過函釋認為，該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五款後段的「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私法人之董事及監察人」亦為財產申報的義務人，而將許多公廣媒體的不支薪董監事及其配偶與未成年子女，納入該法規範，成為財產申報義務人；致使許多以社會賢達身分受政府「敦聘」的不支薪董監事集體請辭。
筆者認為，立法機關的修法、行政機關的釋法，都有問題。而法務部的函釋，不能動態地透過憲法的人權觀點限縮解釋，反而擴大該條文「代表」二字的文義，將不支薪的董監事全數納入，不但對反貪防弊未必有益，更阻斷公正專業的力量進入各該機關，並不合比例，也侵害了憲法對人民隱私權的保障。
財產資訊屬於隱私權，為憲法第廿二條保護的權利。依憲法第廿三條規定，為增進公共利益（如反貪），以法律限制隱私權並非不可，但必須合乎比例原則。
反貪不能無限上綱，必須從比例原則來檢視，亦即要進一步看手段（限制隱私權）與目的（反貪）之間的關聯性多高？手段所加諸的損害是否超過目的所能獲得的利益？應依照被規範對象所擁有的公權力與影響力，區分誰該限制，誰不該被限制？最該被限制的是國家元首，其擁有的權力最大，濫用權力乃至於貪汙無弊的可能性及危害性也最大，財產最有透明化的需要；其次是政府首長以及民選立委、縣市首長等。權力程度愈弱，要求財產申報的正當性就愈低。例如，政府應該要求高階公務員申報財產，但若連基層公務員也一併納入，就失之過嚴。其實，政府監察的反貪資源或社會輿論的關注度都是有限的，過度擴大，會使力量、焦點分散，更不利於反貪防弊。不如把力量集中「監督上樑」，上樑若正，下樑歪的機率與危害度也將大減。
同樣的，公廣媒體支薪董監事納入財產申報義務人尚有討論空間，但若一年只領幾千元車馬費的不支薪董監事也一併納入則不合理，且處罰甚重，對隱私權過度侵犯，確有違憲之虞。《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中所謂「代表政府或公股出任」的文義不夠明確，容易造成擴張性的誤解。但正因「不夠明確」，法務部有責任依據憲法人權觀點，透過體系思考，節制解釋範圍。在本例中，立院朝野黨團、監察院財產申報處、主管機關新聞局乃至於法務部皆曾直接、間接表達該法立法不當或粗糙之疑義。換言之，法務部既預見其立法粗糙面，則應在不明確處限縮解釋，排除有過度侵犯隱私權之虞者。
又以《中央通訊社設置條例》第五條及第六條，有關董監事的遴聘原則為例，該兩條規定該社的董監事「由行政院院長遴聘」，就「形式」言，非無解釋為「代表政府」的空間，但就實質言，該條規定人選必須是大眾傳播的專家學者、從業人員會公正人士。換言之，以其強調專業的條文內涵論，明顯可觀察其著重在對公廣媒體的監督指導，而非「代表政府」。法務部函釋要就形式抑或就實質，並非沒有裁量空間。事實上，連公廣媒體的主管機關新聞局，都認為不支薪的董監事應不在該法規範之內，法務部亦應參考主管機關的意見。
最後，本案也顯示行政首長對法律專業認識之不足。該新修法律十月一日即上路，行政部門與立法部門早在七月即發現問題嚴重，卻拖延至今而未能修法解決。法務部擴大解釋財產申報義務人範圍，新聞局亦未能據「法」以爭，而致風暴擴大。筆者認為，政府實應通盤思考，在法務部增加員額設置政府律師（government attorneys），擔當各行政部門的法律顧問，統籌法律的研究與解釋的必要性。否則，類似不能依「法」行政的問題勢將層出不窮，戕傷政府公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