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前北京大學法學院提議為學生籌辦首次法律人的職涯講座，邀請我與幾位近十年來在北大義務授課同仁，為學生提供傳統課堂教學以外的實踐和交流的平台，以提升同學的競爭力，更重要地，成為一位「合格的法律人」。我為北大法學院的用心感到欣慰。
兩岸法治的進步與融合，是兩岸關係發展最關鍵的功課。大陸的法治建設，從一九九一年我在飛往北京的中國民航機上看到《人民日報》海外版(僅給海外人士閱讀的版本)〈法制，中國人的新觀念〉一文，到二○○○年在北京長安大街看到大幅「認真學習憲法」標語，可謂是一條漫漫長路。法治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不言可喻。近年來，大陸在經濟上有了驚人的發展，然而若缺少了健全的法治建設，社會發展能否持續，令人憂心。
兩岸法學教育經常交流，大陸對於台灣的法治經驗相當重視。因此，我以「爭氣的法律人」為起點與學子對談。從課堂討論到之後學生們提出報告，我看到了激盪的火花，也看到了大陸建構法治社會的未來火苗。我們討論了「科舉取士」的傳統在兩岸教育體制所留下的痕跡。考試領導教學，甚至領導了法律人的知識面向，導致法學教育與法律人真正應該培養的素質脫節。兩岸法界對此現象咸感憂心，認為改善法官、檢察官與律師考試的命題方式及提高錄取率，是導正的方式之一。
學生從不同角度提出看法，認為雖然「司考將很大一部分人隔離在法律殿堂之外，但法學教育所帶給他的，是獨特的處理問題的視角，是融會貫通的法律精神，這將會伴隨他一輩子。」在台灣，法律學生從商、從政、成為公務員者比比皆是，他們確實從法律專業中萃擷出跨業後大展長才所需的養分。北大法學生能夠有這樣寬廣地自我期許，我們可期待中國社會未來能有優秀法律人，在不同領域中帶進法治觀念和專業服務。
論及法學教育如何傳授法律核心價值與理想，而不只是訓練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法匠，我拋出了二個例子，一位是托爾斯泰筆下的伊凡．伊列區，另外一位是國際紅十字會創辦人亨利杜南。伊凡．列區從小聰穎用功，進入法院平步青雲。有一天意外受傷、臥病不起，醫師對他的診治就如同他的辦案，優雅而冷漠，不把對象當成有思想的個體；同事們紛紛想著遞補他的位子，就如同過去他的一貫作風。沒有人真正關心他，就如同他也沒有關心過別人。他在生命終點之前開始後悔，卻已於事無補。
亨利杜南年輕時是一位銀行家，因為路過戰場，體會到戰爭的殘酷而觸發了大愛，開始奔走成立一個中立的救援組織，老年住入養老院裡，直到有人發現他是紅十字會的創辦人，才將第一屆諾貝爾和平獎頒給他。他把大部分的獎金捐給慈善事業，卻在貧病交困中死於養老院。
對此對比，學生有感於在現實中，多數人只是隨波逐流，互相攀比炫耀；也有同學反省到「在法學研究常常糾結於盜竊罪還是詐騙罪的行為定性，完全脫離了原本的案件和結論對於當事人命運的影響。在這一意義上，我們都同伊凡．伊列區一樣，忘記了法律應有的人本關懷。」
從學生的討論中，我可以理解大陸年輕法律人的思維與掙扎，台灣以往也有過類似的發展進程。雖然中國大陸當前的政治制度選擇與台灣相距甚大，一黨獨大、以黨領政的政治體系能提供多少沃土讓法律學子在進入法律職涯後滋長，還待觀察與期盼，但在這一個法律人職涯講座中，我看到了中國大陸法治發展的希望。因為，台灣的法治發展軌跡中，我們也曾有過類似的處境，外在的政治是威權的，但學生的思想卻是自由奔放的。這些自由奔放的思想，終究成了時代的主角，引領了體制的革新。如果我們能，那麼對中國大陸來說，進一步落實民主與法治，就只是時間問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