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月前與友人碰面，他擔任公職數十載，積極樂觀，這次見面卻顯得黯然；經探詢，才透露因為剛從南部探望坐監的老同學回來，老同學也是位公務員，為工作鞠躬盡瘁，卻因業者在現金帳記了一筆「包禮十萬元」，兩年前遭判徒刑七年定讞。友人認為這是冤獄，檢察總長黃世銘為此案提起非常上訴，監察院也寫出調查報告，仍然無力回天。
筆者暗想，一個案件經手檢察官、法官數十人，應不致荒謬離譜，也許是案情複雜，以致有所誤解。向友人要了資料，心想閱後或能講出道理安撫友人的鬱抑。然看完歷審判決、非常上訴書與監院報告後，對司法的憂心也愈形深切。
案情很簡單，該名公務員遭控不顧承辦人意見，於「收賄」十萬元後，批准業者變更標案的運輸路線。事實上各審法院都認定變更路線並無不當，亦無違法；而唯一支持被告貪汙的「證據」只是業者會計依老闆娘指示記載「交際費，○○局長（老闆娘），十萬元」的帳簿。該名公務員否認指控，在檢方偵查中及法院審理時，老闆娘都坦承自己因挪用公款而向會計偽稱包禮，交代記帳，實則未曾賄賂該名公務員；記帳會計也證實她僅依老闆娘指示記帳。然而這些證言不但未受到高院調查，該名公務員還被改判有罪並處重刑。
這個案子經台東地方法院進行言詞辯論高達七次後，才依刑事訴訟法「無罪推定」的最高原則，做出無罪判決；就不採業者「內帳」為證據一節，地方法院引述了最高法院八七年判決意旨，敘明「就公務員收受賄賂罪，除須證明行賄者有交付賄賂之事實外，尚須積極證明該公務員已經收受賄賂為必要，倘若收受之事實尚不足以資證明時，自不能僅憑相對人單方製作之文書，即推定公務員已經收受賄賂」。但是照理比地方法院資深的花蓮高分院與最高法院卻（如監察院報告指出）反其道基於「有罪推定」心態，臆測被告當有收受賄賂，論究被告之犯罪事實，僅踐行一次言詞辯論，在相同證據態樣下，草率的推翻了地院無罪判決，逕以業者帳簿「其不實之可能性甚小」而採信，毫不查究有無不可信之情況。
面對這樣判決，憂心的是，筆者完全看不出高等法院與最高法院比初審法院有任何更「高」的思維，所見只是輕率與枉法。法官不是神，既無法回到過去也不能知曉人心，因此法官對事實的認定除客觀證據外，也只能依經驗法則。但不是神的法官卻要代替上帝做正義的裁判，這是何等困難角色？而這正是「無罪推定」重要之所在。無罪推定原則是，檢方的有罪證據需要達到「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法官方能做出有罪之認定。這正是一種節制主觀好惡，以嚴明證據法則節度權力的謙卑。然此案中的證據是否完整到對於被告的有罪，毫無「合理懷疑」的程度呢？
答案是否定的。如果僅憑不實記載的帳簿即可定罪，就可使公務員身陷囹圄，這絕對是人民不可承受的風險，也是司法恥辱。
或許本案司法官會認為筆者在唱高調，貪汙收賄本就難以舉證，如果都要嚴謹的證據，豈非讓貪贓的公務員逍遙法外？收賄難以舉證的確不無可能。而更重要的是，是不是因舉證有困難，我們就可違反「無罪推定」原則？「與其殺無辜，寧失不經」的古訓應是本案司法官銘記在心的箴言。
筆者不知道好友的老同學有沒有收賄，但看到連最高法院兩次（原判/非常上訴）對於無罪推定原則都如此輕忽，心中寧願支持友人對他老同學的信任。
堆疊資料中有來自監獄的家書，內容細細相告在「囚禁」中的公務員透過逆境惡緣的「修煉」，經由扎實地學習，成就出豁達正念。筆者不禁慨然，一個應是維護正義的司法體系，顯然未能善盡其職為犯罪嫌疑人的「無罪推定」的權利慎斷。如此，即使一審再判，又有何益？而筆者這樣的折騰，又何能安撫友人的困惑、更不論身陷囹圄的公務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