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刑議題再起，儘管可以預期，減刑對司法安定性的不利影響，但若不能保障受刑人的基本人權，我們恐怕沒有其他的選擇。
距離上次（2007年）的大範圍減刑，不過6年之遙，現在又要考慮減刑，如此密集的減刑，好似每兩任總統即可減刑一次，對於犯罪的嚇阻力必然降低。
更何況，2007年減刑之後，許多出獄的更生人再次犯罪，不僅製造社會問題，受刑人回籠之後，監獄擁擠的情形又回到原點。
可以想見，減刑成為常態，所必然出現的副作用，包括犯罪率的升高、人民安全感的浮動，以減刑並沒有解決監獄超收問題等等。
儘管如此，筆者依然支持減刑。
在陳前總統入獄之後，受刑人的人權忽然成為矚目的焦點，陳前總統的待遇從雙人房，單人房附書房，到如今的培德病監，總算平息了輿論的關注。然而，人權是前總統獨有的嗎？我們解決獄政人權的方法，竟然是給予少數有新聞價值的受刑人特權，藉此來漠視絕大多數受刑人非人道的處境。
去年年底，82歲的義大利左派基進黨主席帕內拉以絕食的方式，呼籲各界關注義國受刑人人權。他說「當義大利人關心我喝不喝水，我要的是大家睜開眼睛，正視監獄裡的不人道和不正義。」
今年1月，歐洲人權法院裁定義大利監獄過度擁擠，違反歐洲人權公約，而所謂過度擁擠的標準是義大利受刑人的人均面積只有3平方公尺，大約是0.9坪。
筆者實在無法不感到汗顏。法務部規定的受刑人人均使用面積是0.7坪，還低於義大利被裁定違反人權的現況，而實際人均面積更因為超收而減少到了0.4坪。當義大利的政治人物願意以絕食來關注受刑人人權時，我們因為陳前總統有菜園而感到滿意。
根據已國內法化的《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自由被剝奪之人，應受合於人道及尊重其…尊嚴之處遇」、「監獄制度所定監犯之處遇，應以使其悛悔自新，重適社會生活為目的」，從我國受刑人的處境，以及偏高的再犯率來看，台灣兩者都沒有達到。
不能以非法（不人道）懲罰非法，不論減刑有多少副作用，如果獄政達不到人權的基本標準，政府就沒有資格要求犯罪者服刑。當然，這樣的邏輯隱含的是，那是否等到監獄再次超收，我們又要減刑一次？或者只要監獄不足，人民的治安就得不到保障？
這是個兩難的議題，也正是美國加州面臨的處境。加州州監獄因為擁擠（當然美國的高標準與台灣不可同日而語），被聯邦法院下令要在年底前釋出9600名犯人，可以是直接釋放，或是下放至地方監獄，然而地方監獄也已飽和。
固然，聯邦法院的要求，有「關心罪犯超過社區安全」的批評，但也正是這樣的壓力，讓加州州長不得不提出3.15億美元預算的計畫，將囚犯送往私人監獄，以減少州監獄囚犯數量。
因此，減刑絕對不是目的，而是政府必須利用減刑所爭取的時間，改善獄政人權。在2007年減刑之後，到2010年底，監獄的超收情形又回復到減刑之前的水準。換句話說，減刑的紓緩時間只有3年，但這3年，法務部必須做許多工作。
舉例而言，軍事受刑人已移交一般監獄，已經成為蚊子館的軍事監獄，應該火速移交法務部，紓解超收壓力。在這3年中，政府至少可以在既有的土地上擴增建築，增加樓舍面積；在這3年中努力降低犯罪率（如吸食毒品除罪化），減少受刑人的人數，也是有其必要。
獄政是大文章，但民意的支持是前提。人民想要有安全的生活，也希望台灣是個有人權的國度，那麼就不能再漠視受刑人的待遇。
以台灣監獄的超收情形，既然不得不減刑，減刑的範圍就並不當然需要排除特定類型在監服刑之人（如2007年減刑條例所列如殺人、強盜、貪汙等六大類型犯罪）;亦即屬於這六大類型之犯罪人仍應可依其刑度較輕者（如5年以下，重罪輕罰）給予減刑，特別當這些受刑人受到「妥速審判法」之適用，且在法庭長時間流浪身心備受煎熬者（如15年以上）。
最後，減刑只能減減刑條例生效時犯罪確定者的刑期。草案中，減刑的有效時間是犯罪行為在明年5月20日之前，豈不是鼓勵犯罪？實有修正的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