魚與熊掌如何兼得？管中閔主委提出「雙重國安風險」，坦言現實中台灣的兩個選擇，一是「安陸聯外」藉大陸加入區域經貿整合，爭取加入TPP與RCEP，但會有台灣經貿被大陸控制的風險；二是繞過大陸，寧願兩岸關係降溫，台灣靠自己的努力與他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但成功率低，風險是台灣經貿邊緣化。
雙重風險中，馬英九總統以第一條路作為選舉政見，並得到多數選民的授權，但很明顯的，人民對台灣經濟主體性的疑慮，並沒有因而喪失。將台灣經濟主體性，置於兩岸經貿交流之上，是否真是多數民意的選擇？筆者認為，這不是個短期可以釐清的議題，或許兩次選舉的結果還不夠，唯有台灣的民意長期而一致的顯露出自己的偏好，少數才能夠心甘情願承認自己是少數。
管主委表示「完全接受」反對者對大陸的疑慮與擔憂，這是把話講開了，但反過來，今天的反對服貿者，可有「完全接受」台灣經貿邊緣化的風險呢？是否承認延宕了服貿，也是延宕了台灣經濟整合的腳步？
拒絕服貿，反對者可有其他經濟的解方，或者是願意以經濟停滯的代價來換取經濟主體性的維持？筆者目前沒有看到任何有力的的論述。
當然，服貿的談判並沒有盡善盡美，有的人說這是因為台灣的談判團隊欠缺經驗，應該先與貿易小的國家累積經驗後，再與對岸談影響重大的協議。
但事實上，台灣與「貿易往來小的國家」談判的經驗並不少，例如民進黨執政時期與中美洲友邦所談判的FTA協議，乃至於近來的台星、台紐FTA，但這些FTA對台灣的複雜度，都非兩岸協議所能相比，因此，無論何時開始，服貿都會是台灣的第一次。
因此，外界對馬政府的批評，本質上還是魚與態掌的問題。固然，馬政府在服貿審議過程中流露出急切之感，但反過來，哪一個執政團隊，不希望自己認為好的政策早日通過，早一點增進人民的福祉呢？或者，談不好，再談一次、兩次，那大概時間也就這樣過去了，誰又會認為空轉對台灣是好的？
當我們談到權力時，會主張三權分立，彼此制衡，但一講到責任，又把馬總統當成封建時期的帝王，「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台灣當前的困境，是行政更是立法，尤其在實踐上現在立法院已經是「準首長制」，院長不見得可以主導通過哪一個法案，但只要他決定對特定法案消極時(不召開協商)，幾乎就注定那個法案過不了。
今天，我們很多人要求馬總統去化解「王馬之爭」，筆者認為這是畫錯了重點。總統與立法院長，都有自己的憲法義務，各自對人民負責。立法院癱瘓失能，不能只把矛頭對準總統，如果癱瘓失能的原因也和在野黨／立法院「準首長制化」有關，就不該把帳全算在執政黨黨主席身上。
但不論責任誰屬，國會的癱瘓已是客觀的事實，筆者想問的是，難道沒有國會的配合，馬總統就無事可做了嗎？行政權的可及範圍其實不小，在總統剩下的任期內，在行政權的權限內造福人民，這仍然應該是可以大大著力的地方。
相對地，馬總統給人民的感覺是，一直拿頭去撞立法院這面牆，把自己搞得頭破血流，這當然會給予人民無能的感覺。馬政府總是先把某項法案講得對台灣影響深遠，關鍵重大，然後再經過種種波折之後，總之就是無法通過。
當類似的情境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演，即便馬總統是認真的想推動改革、創造契機，但燃起希望後卻帶來失望，當然就會打擊總統的聲望。
以目前總統聲望，要尋大立幾乎是不可能的，或許該收斂政治能量，要謹言慎言，筆者的建議是：從今而後，尚請馬總統謹記一件事：只說自己做得到的事，更要有判斷「什麼事做得到」的政治遠見。也就是，不要急著想在未來兩年內急著帶給人民「希望」，而應致力於不要讓人民「失望」。
當然，總統選擇守勢，代表台灣這兩年會流失很多的機會，必將不利於國家的競爭力，但除非反對黨與沉默的多數人民徹底覺悟，這恐怕就是2016之前台灣的現實。魚與熊掌難以兼得，未來的國家大路要如何取捨？還是得讓「有智慧」的台灣民意來決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