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氣爆事件震撼國人，經濟部長張家祝發表辭職聲明，表示「許多在野人士，只有杯葛，沒有是非，罔顧全民利益，不斷癱瘓各項政務，令人完全無法苟同，長此以往，國家前途極為堪憂。」
張部長指陳了當前台灣政策卡死、經濟鎖死的源頭：政黨對立。
極化的政黨，引起互相攻訐不休的嚴重對立，這可說是許多民主國家都遇到的難題，台灣也非常嚴重。這樣的極化政治，讓人民情感撕裂、也讓國家政策陷於空轉。這也衍生出非常糟糕的現象。
首先，惡言當道，暴戾之氣盈蓄於社會，好像一定要齜牙裂嘴乃至人身攻擊對手，否則就沒有辦法引起注意。此次張部長請辭，導火線之一即在於張家祝在立法院備詢時受到民進黨立委無端的羞辱。
但這種官員受辱的場面並非今日伊始，也不是張家祝一人受此「獨辱」。但我們的社會、媒體似乎已經習慣國會問政時，使用一些人格否定甚至人身攻擊的語言。政論節目上，更是充斥著各種堂而皇之的語言暴力，這會是我們要的台灣嗎？
其次，當接受侮辱成為服務公職的「必要條件」時，就會讓許多人對出任公職一事卻步。世界上有德有才者或所在多有、吃苦能勞者或也不乏，但同時要具備任謗任辱能力者幾希。這當然會造成人才難覓的困局，變成「下台容易上台難」(要人下台很容易，找人接任上台很困難)。部會首長，掌握國家的大方向、大局勢，是何其重要的職位。結果，消耗部長如江河傾洩，尋找部長卻如荷葉取露，這樣國家的發展能不出問題嗎？
第三，對立的氛圍，讓黨派的立場成為是非的唯一標準，社會難有以理服人的空間。
以高雄氣爆事件為例，舉國同哀，齊心救災，這一面顯現了台灣的凝聚與團結，但這樣的凝聚與團結，很快的又被紛紛擾擾的政治動員、推諉謾罵給扯裂。
一件造成慘重傷亡的重大公安。追究責任是必然也必須的，但責任的釐清，原應中立不偏的本於事實，然而，因為朝野缺乏互信、或者政治鬥性的習慣使然。好像連這一點也難以做到。
不只重大公共安全事件的究責如此，所有的公共政策，無一不是反覆地陷進政黨立場決定一切的泥淖循環。
《華爾街日報》的8月5日評論以〈台灣自甘落後〉(Taiwan Leaves Itself Behind)為題，對台灣包括《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等重大經濟方略擱淺的現象，發出警訊。看著重大法案在立法院躺平、國家陷於虛耗空轉，誰不知道，我們正在扼殺台灣的生機、台灣的未來。但一旦來到政黨對決的前線，這些危機感就瞬間煙消雲散。
這一部分是源於民主選舉的成王敗寇邏輯，這是民主國家內部潛存的矛盾，「如果執政黨做得好，在野黨就永遠沒有執政的機會」。這個矛盾，會出現兩面效果：正面效果，是會擁有強烈動機監督與揭發執政黨的違法失當，形成制衡；但負面效果則是，對於一個好的政策，在野黨會出現政治上的拖延傾向，因為一旦成功拖延好的政策，就可以牽制執政黨的政績，增加政黨輪替的機會。
所以，實施競爭性的選舉只是民主的初步，這一點台灣已經擁有。但進一步的深化民主才能確保民主的品質，這是文化養成的問題。這並沒有速成的路徑。關鍵之一，就是從政的人，要有更大的勇氣堅持理念，如韋伯所說的「政治是一種志業」，也如美國前司法部長理察森(Elliot Richardson)所說的「若能秉持良知奉行，政治，是最難的藝術，也是最尊貴的職業。」政治很難，但正因為難，更要堅持以良知出發，把政治當成志業。但也要拿出本事，去應對政治的險惡。這些都需要不斷的學習。
關鍵之二，則是得回到人民的成熟度上，人民得更有辨別力，更能冷靜的當政黨對抗時的理性仲裁，不隨政黨因政治利益的煽動而被矇蔽。才能引領台灣走出極化對立的迷霧。
就像這次高雄氣爆事件，中央與地方的責任當然都有，但卻有輕重之別。而高雄市政府的說謊卸責的作法尤不可取。責任的孰輕孰重，人民應超越政黨立場，冷眼靜觀，讓證據說話。而年底公職選舉，就是人民用心睜眼，拿選票判斷，誰是秉諸良知又有能力為人民做事的政治首長。(作者為法學教授、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