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市四歲的劉小妹枉死刀下，讓人痛心不忍。而這樣的痛心不忍，燃成巨大的燎原怒火，一方面燒向犯案的王姓男子，另一方面燒向了長期主張廢除死刑的廢死聯盟。
社會大眾將心比心，把同情投射在劉小妹及其家人的遭遇上，是社會正義感的展現，應可正向看待。
但是，把憤怒之火燒向廢死聯盟，則不需要。因為，嚴格來說，「死刑存廢」在本質上涉及了對「生命尊嚴」與「社會正義」的定義問題；在實踐上，則涉及對於重大惡行的嚇阻力評估以及司法判決的準確性問題。前者的定義面，嚴格說來，並沒有絕對的是與絕對的非；而後者的實踐面，也是各有主張。
在社會主流還無法接受廢死的此時，社會大眾的安全感，受害家屬的情緒，都難以忽視不論，也許還不到廢死的時候，但，這不代表「廢死」的理念是絕對的錯、絕對的惡。對於主張廢死理念的人，大家仍應抱持該有的民主包容。
另一個讓筆者憂心的是，社會出現「殺童者唯一死刑」的呼聲，要求立刻對王姓嫌犯「處以極刑」。
不談唯一死刑可能隱含的違憲性，不對犯罪情狀做個別考量，一律處死，也將有許多矛盾與風險。一則，將伴隨著死刑濫用可能導致的冤獄風險，別忘了惡名昭彰的冤獄案江國慶案，江當時即被依陸海空軍刑法中的唯一死刑奪去生命。
二則，犯案者若是精障者仍科以極刑，並不符合刑法課罰的意義，因為罰來自於罪，而罪來自於「選擇」，嚴重的精障者實際上已失去了決定自己行為的能力。也因此，刑罰的輕重，其實對嚴重精障者，根本不具有嚇阻力。這也是為什麼聯合國的相關委員會多次明白決議，對精障者不得課予或執行死刑。
正因為我們對劉小妹的遭遇感到痛心不忍，不管支不支持廢死，更應該要秉著公共論辯的精神，在包容意見的基礎上，對死刑的存廢進行討論。顯然，台灣現在還不到廢死的時候，但即便如此，也不宜把主張廢死的人妖魔化。（陳長文／法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