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哀的事實是，謀殺成千上萬的人比殺死一個人更容易逃避懲罰。如果我們將有一個國際法庭，必須將此改變。」
這是二○一六年（第二屆）唐獎法治獎得主、將巴爾幹屠夫米洛塞維奇送上國際刑事法庭「世紀大審」的靈魂人物，路易絲．阿爾布爾（Louise Arbour）曾說的話。
我們先把眼睛投向一九八九年以降的巴爾幹半島。在前蘇聯勢力快速崩離下，前南斯拉夫總統米洛塞維奇崛起。高喊「再也不受欺壓」的口號，米氏召喚了民族主義的惡靈供其驅策，在他煽動下，激化成為「種族淨化」的一連串血腥大屠殺。
國際社會聲討米氏屠殺、發動戰爭與危害人類的暴行。而將米氏送上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接受審判的重要推手，就是一九九六年擔任首席檢察官的阿爾布爾。
她的任務是為廿多萬亡魂申冤。然而，主要被告往往是一國的當權者，若無法克服逮捕、引渡的困難，國際刑庭就難以取證、追訴，遑論審判。
要完成這使命，她不只需要對正義的熱情，還需以「超越政治」的法律人角色，在國際政治現實中穿梭、摸索策略突破。
阿爾布爾成就了最困難的藝術，不但起訴了時任總統的米氏，還促成北約組織及多國協助逮捕、引渡米氏等被告，讓米氏出庭受審。在審判期間，因為米氏在牢中病故而未能做成判決。
回顧二次大戰後，包括聯合國等多邊公約組織，為防止迫害猶太人等悲劇重演，希望建立「人權高於主權」的國際刑事法體系，打破以「國家主權不容侵犯」之名的壁壘。
其一，是將重大人權罪行，列為可跨越國界「普遍管轄」的「萬國公罪」，例如：一九四八年聯合國大會通過《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我國也簽署並於一九五三年將之國內法化，制定《殘害人群治罪條例》。
其二，是在只管轄國家間案件的國際法院之外，建構的國際刑事司法機構。聯合國雖於一九五○年代就草擬了規約，卻礙於冷戰等因素遲未通過。冷戰終結後，聯合國設置前南斯拉夫與盧安達兩個專案國際刑庭，後來又陸續設立多個專案刑事法庭（如柬埔寨、獅子山）。二○○二年終於設置國際刑事法院來管轄危害人類罪、酷刑罪、滅絕種族罪、戰爭罪、侵略罪。
這漫長等待終能實踐，為普世法治文明開了一條道路。其中，就有阿爾布爾等先行者的貢獻。
綜觀歷史，法治改革攸關人類前路，可惜諾貝爾獎未能涵括。我敬佩唐獎創辦人尹衍樑先生的高瞻遠矚，在「永續發展」、「生技醫藥」、「漢學」以外，成立「法治」獎項，以補諾貝爾獎的不足。我記得尹先生說：「沒有法治，是無法成就永續發展等三個獎項。」他的話，正呼應二○一二年《聯合國法治宣言》：「聯合國三大支柱（和平、人權和永續發展），非法治無以為功。」
從第一屆法治獎得獎人薩克思（Albie Sachs）到阿爾布爾用生命實踐的法治內涵，充盈良知的人性光采，正是法治獎所要表彰的正義精神，也是世界和平最重要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