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許因父親於國共戰爭陣亡，也或許在紅十字會、海基會服務時期，見證兩岸破冰過程，也或許是我習法數十年，我對中華民族的法治進程有深重使命感，最後化約成一個提問：既然兩岸都宣稱為人民幸福，何不讓中國「人民」自己選擇要哪一種制度？
1987年解嚴並開放兩岸交流迄今30年，大陸發展有目共睹，也希望未來30年，北京能擁有「讓人民自由選擇」的自信。
1991年我與海基會同仁訪問北京，提出「一國良制」主張來回應「兩制」論述，盼藉此邁向和平、自由、合意的統一。近三十年奔忙，看到無數百姓故事，我對臺灣制度改良常感緩不濟急，也曾對推動大陸法治感到無力、灰心。
2000年我在北京大街上看到「認真學習憲法」標語，內心一振；之後維權運動漸起，沒想到周永康們逾十年「維穩」，維穩費竟多年超越軍費；黨政法委書記兼任公安廳局長，竟能指揮國安、「憲法機關」檢察院及法院、管制律師。是文革後重建法制以來的嚴重挑戰。
直到習近平2013年底兩件大事，讓我頓時感到「柳暗花明」：一是頂著龐大阻力，廢除逾半世紀冤淚難計的勞教所，公安不再能「依法」非經審判就關押公民兩年。二是法辦前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打破「刑不上政治局常委」潛規則。
在台灣，蔣經國前總統「以專制結束專制」；在大陸，要大刀闊斧落實法治，更需強人魄力。
而2014年十八大四中全會通過一系列「依法治國」決議，習近平的改革説明及講話，比對三年來發展，大致上「法制硬體」都有在做，當然，落實法治的軟體仍需最高領導人的決心與時間。
柳暗花明之後，應是期待「又一村」的時刻，但時局卻撲朔迷離。有2015年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令人失望；也有2016年聶樹斌冤死案改判無罪並獲判國家賠償、有法輪功學員死亡首度獲判國賠。憂喜交雜，「國賠」是政府承認自己的錯誤，並不容易。
因此，我仍有期待，寄望於習核心。
每個領導人的時空環境不同，習近平「撥亂反正」已完成艱難第一步，接下來他勢必思考兩大問題：一、一黨領導下，如何防止周永康這等官員再出現；二、如何確保兩岸走向合意的和平統一。
習近平說「要讓法治成為一種全民的信仰」，我想以德國總理梅克爾北京演講的一句話提供習近平參考：「每位公民要能夠相信『法律的力量』，power of the law，而不是『有力量人的法律』，law of the powerful」。
目前大陸的成就，是幾十年來人民的努力累積，在「一黨領導」之下，若習近平沒順利接班、拿下周永康等口是心非的共產黨高幹，恐怕毀於一旦。諷刺也令人憂心的，是誰、是什麼方式讓「周永康們」站上層峰如此久？在周下台前，廣大的共產黨領導人，是忠於「權力者的力量」？還是忠於「法律的力量」？
誰有力量，誰講的話就是法律，大陸目前仍有人治色彩，在周永康下是「以權代法」，在習近平下是反腐與司改。但這框架會因領導人而異。能保證未來不出現第二個周永康嗎? 不管是誰，有多少擁有權力的人，能夠在絕對的權力面前，拒絕腐化？
或許中間之路是，現階段就算要「一黨領導」，但仍應落實法治，減少人治。
至於所謂「和平統一大業」，台灣社會已習慣政黨輪替，獨派再虛張聲勢也不敢「分裂」，北京當局無須擔心；反而是，反對台獨，無需反對「中華民國」，這將切斷台灣幾代人民對大陸的情感連結及文化認同，讓兩岸更遠。
其實，兩岸「一國」在兩岸懸殊的量體發展趨勢下，只是時間問題，關鍵在於創造統一的客觀條件，「良制」。別忘了「人民的名義」，台灣跟大陸，都是「人民」，都值得王道者的以德服人。
良制取決於憲法，有報導稱中共將於十九大修改黨章，後續修改憲法。筆者認為兩岸應坐下來認真交換意見追求憲法上的最大公約數，例如人身自由保障，台灣除了憲法本文（第8條等）外，還透過釋字166、392、737多號憲法解釋才堪稱完備，大陸尚停在憲法第37條粗略安排，顯然有加強的空間。
期待習近平的遠見，在任內完成法治改革，如果連習核心都做不到，那麼繼任者的可期待性，更讓人悲觀。加油，中國人民。
（作者陳長文為法學教授、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