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務部日前揭示六大司改重點，包括推動「受刑人處遇、假釋」的司法救濟制度。近日就有一個令人萬分遺憾的故事，提醒獄政改革腳步萬萬不可再拖延了。
已故受刑人詹保男的家屬指控，台北監獄、矯正署明知詹男已患食道癌，儘管外部醫師建議其返回榮總治療，卻自五月起接連駁回其保外就醫請求，導致病情延誤，七月十四日於准許後一周就死亡。家屬請求國家賠償一百六十萬元；一審勝訴，二審敗訴（尚可上訴第三審）。
本案重要爭點是保外就醫的法律定性。矯正署稱是「國家恩惠」；一審台北地院參酌《公政公約》施行法，認為「是受刑人的權利，不是國家的恩惠」，詹男這項權利受侵害，導致病情延誤。二審高院則認為並非權利，雖然監獄有兼顧受刑人「生命權、健康權、醫療權」的職責，但獄方照顧及裁量並無過失，改判詹家敗訴。
保外就醫，對受刑人一方，是權利或恩惠？暫且不論。大家都應認同監獄二審所述照顧職責；但二審認為監獄「沒有過失」，那我們就從「監獄職責標準」角度來看「二審判斷是否合理？」
依《監獄行刑法》，受刑人應先由獄內醫療，而後戒護就醫，最終才考慮保外醫治。實務上參酌矯正署制定《保外醫治審核參考基準》，「病情需至相當嚴重程度」才能保外就醫。
一審法院就質疑，這項嚴重標準，並不是從「受刑人需求出發」，而是「避免造成監所照護、管理之負擔」。
這項質疑值得深思：受刑人的自由權受到了限制，但作為「國民」的健康等基本權仍應該受保障。當矯正署制訂《基準》過苛，沒有從「受刑人國民」角度出發，就有違反憲法保障的問題。而當法務部還在把「一人一床」作為重大獄政改革目標，我們能「想當然推定」獄政實務上其它層面的法規能符合憲法標準嗎？當然不。
詹保男和他家人的遺憾，讓筆者有兩大感觸：
一、獄政難進步，表象在資源不夠，實則同理心嚴重不足。
如果視受刑人為「家人」，就有同理心，就會擠出資源。既然刑事政策目標不是「應報主義」而是「矯正教育、重返社會」，法務部及所屬獄政機關，在制訂法律規章、履行職責的時候，就須抱持「同理心」為受刑人爭取合理「資源」。
因此，若政府找不到足夠資源、法規標準過低，而導致遺憾發生。政府、法院就不可主張：獄方作法符合《基準》所以沒過失、矯正署《基準》也許有法律授權所以沒過失、立法院資源分配是民意政治決定，也沒過失…。
政府機關間可以互踢皮球、切割責任，但踢來踢去都還是「國家責任」。在照顧「受刑國民」的基本權上，既然「整個國家政府有過失」，就符合國賠要件。亦即，詹保男家屬應獲賠償。
再對比一下前案：有高規格醫療團隊的陳水扁前總統自二○一五年獲保外就醫迄今，已獲第十一次展延。但是，陳前總統的病會比詹先生嚴重嗎？又，法務部可以為了引渡林克穎在台服刑，向英國法院提出特別待遇保證。為什麼，這同理心卻不能用在癌末的輕罪受刑人詹保男身上？
二、保外就醫的司法救濟，緩不濟急。
陳水扁二○一四年未獲准保外就醫，主張准駁係屬「刑之執行」，就依刑事訴訟法第484條聲請異議。但法院駁回，裁定這屬於「監獄行刑」範疇，不得提「異議」，而要先走訴願、再行政訴訟。
在現行保外就醫審核標準模糊下，救濟管道又耗時，對於健康、生命受即刻威脅的受刑人，形同「無效的訴訟權」。二十五位民進黨立委當年迅及提出《監獄行刑法》第58條修正案，增訂得聲明異議，惟修法尚未通過。
大寮事件受刑人高喊受刑人待遇不公的身影歷歷在目，期待高舉人權、揮舞司改大旗的蔡政府，能更關注受刑人醫療權利。
(執筆人：陳長文/ 終身義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