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載泰國日前擬調漲簽證費用（後暫不調漲），國內民眾與旅遊業者多認台灣給泰國免簽，泰國至今卻未給台灣免簽，不符互惠原則；政務委員張景森則認為互惠想法「太傳統」，免簽可帶來觀光財，「不知道替國家每年多賺一百億的政策，算什麼喪權辱國？」似隱含無須考量互惠的觀點。
由積極面，互惠是「你對我好，我對你好」；由消極面，也是「你對我壞，我對你壞」。張委員對互惠的看法某程度上是正確的，互惠在部分情形中確實無益、甚至對人民有害，但是否可以遽認互惠在當代已失去其功能？值得商榷。
以我國法為例，舉凡憲法、貿易法、土地法、稅法、民事訴訟法、國賠法、刑事補償法等皆有互惠的規定。在經貿或外交領域上，互惠能作為誘因，有促進各國經貿開放的正面意義；然在其他領域（特別是國賠案件及外國民事金錢終局判決承認等）中，互惠卻變為實現公平正義的壁壘。
舉例而言，二二八基金會在二○一三年曾同意賠償日籍受難者青山惠先家屬，但內政部卻指示拒賠，指出：基於平等互惠原則，日本人並沒有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適用。但互惠是否應凌駕正義？所幸高等行政法院在二○一六年二月十七日作出判決，認為：「一、法院探究立法草案、過程跟法條變動情形，認為立法者並沒有排除外國人之意。二、落實兩公約，不能對外國人有差別待遇。三、二二八條例為特別法優先於國家賠償法」此見解揚棄互惠的報復性，實現正義的本質，值得喝采。
反觀互惠何嘗不是「報復」？筆者授課時常舉一百多年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Hilton v. Guyot（一八九五）案為例，該案中，聯邦最高法院認為法國迄未承認美國民事判決，故依據互惠原則，以五比四票拒絕承認法國法院終局判決。然首席大法官富勒（Melville Fuller）在不同意見書中直言互惠本質上就是「報復」，而司法權應追求公平正義，既不適合、也應不屑於引用互惠（報復）原則做出判決。
此見解展現富勒大法官的格局及遠見，隱含法律人就法論法的精神與對跨國司法秩序的尊重。隨著經濟全球化，跨國爭訟機會大增，若仍堅持互惠是承認外國民事判決的前提，不利於解決跨國爭端（美國早已不再將互惠納入外國民事金錢判決承認的條件）。
互惠，可以是「你對我好，我對你好」、「你對我壞，我對你壞」的爾虞我詐，但也可以是「你對我壞，我未必對你壞」、甚至是「你對我壞，我仍對你好」的真摯善意。只要利己利他，對自己沒有「實質」壞處，何不率先遞出橄欖枝？
回到免簽問題，是免簽須以互惠為前提，還是互惠真的太傳統？
如前所述，互惠在涉及跨國司法正義的價值判斷時須讓步，但在經貿領域上仍有應用的可能性。免簽政策的考量因素，不外乎促進觀光收入、國境管制能力、非法滯留率等，較少觸及司法正義的核心價值。故互惠其實並未若張委員所言，在免簽上「太傳統」、毫無用武之地，而他談及只須關心觀光財，不須理會互惠，其格局未免狹隘了。
依筆者看法，吾人應問泰國何以不給台灣免簽，若泰國確實有正當理由無法給台灣免簽，則欣然接受並改進；如沒有正當理由，應再依互惠原則定期檢討、或取消對泰國的免簽優惠。此作法不失為兼顧我國利益並展現對等、尊嚴之作法。
佛陀在二千五百年前曾提出「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出家，同為釋氏」的主張，對於不同國家、種族、階級、性別、年齡的人，均賦予尊重，平等對待。在全人類皆為生命共同體的地球村時代更是如此，若能以「利他其實是利己」的胸襟體會互惠精神，多重視實質，少計較形式，相信定能成就國家社會乃至全人類的更大福祉。
（作者為終身志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