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立院審議立委鄭麗文、蔣孝嚴等支持的延長外籍看護工年限 (從九年延長至十二年)的就業服務法修正案，筆者與眾多有類似處境家庭，本以為會有好的結果，但這法案最後還是在民進黨的杯葛、國民黨政府尚待形成政策情況下，未在本會期進行表決(也就是沒有通過)。
協助家人照顧我的孩子文文(有多重障礙)，被文文當成比父親還親的外籍看護普丁，在一個月前因為九年屆滿已經返回菲國了。就我們家來說，已經在面對普丁離開後、接替人選尚無眉目的空窗期困境，更遑論徵求、培訓接替普丁人選要面對不確定的挑戰。雖然不捨文文，要花上別人無法想像的痛苦與心力去適應新的外籍看護，但再多的不捨，都還是得面對。對於類似筆者這樣，需要外籍看護照顧親人的近廿萬家庭而言，每一個家庭以五人計，就有百萬人要承擔法案延宕的痛苦。
外籍看護的工作年限，要不要從九年延長為十二年(甚至應該在長期照顧制度完備前撤銷年限的要求)，對於立委諸公可能只是手上眾多法案中待通過的一案；但多給一點點的緩衝，已是近廿萬有長照需求家庭，最卑微的希望。但現今，這卑微的希望破滅了，許多類似普丁的外籍看護，因為九年期限即將屆滿，必須離開他們工作的台灣家庭。有一位朋友告訴我，他們兄妹因為有印尼看護蘿菈，細心的照顧他們九十多歲的母親，使得他們可以放心去工作，工作之餘還可以盡孝。而蘿菈亦面臨九年期限將屆滿而需終止照顧他們年邁的母親，他們兄妹最大的盼望是政府能讓蘿菈繼續照顧母親，「讓她老人家得享天年」，這位朋友語重心長的訴說。看來他們兄妹們這份卑微的盼望需要上天(還是政府？)額外的眷顧了。
基於上述，我懇切呼籲，在下一個會期，馬政府負責社福衛生的首長們以及全體立法委員們能夠用柔軟的心，苦民所苦，為近廿萬聘用外籍看護的家庭設想，優先通過這個法案，以免除近廿萬家庭、百萬人的焦慮不安，更不用說他們受照護的親人需要適應新聘看護工的沉重負荷。
最後，對於是否延長外籍看護的工作年限，反對意見主要是認為，外勞不能取代本國的長照制度，所以反對延長外籍看護工作年限，以免政府「懈怠」於長期照護制度的建立。但這樣的邏輯並不正確。
要理解，台灣在勞力結構轉型後，廿四小時看護服務的「供給端」已發生本質性改變，願辛苦負擔三班長照工作的勞務供給端已供給不足。換言之，一個外籍看護不是排擠了一位本國勞工的工作，而是讓一個本國的家庭多得到外籍看護工的協助以及讓本國家庭成員有餘力去工作。
從「需求端」來看，大家勿以為近廿萬聘僱外籍看護的家庭是「少數」，台灣社會高齡化的速度，遠遠超過大家的想像。台灣六十五歲以上老人已超過二五○萬人，占人口的一一％，且未來五年內，台灣人口會快速老化，老年人口將攀升至一四％，到民國一一四年，老人將達四八○萬人。包括筆者在內，沒有人能逃過年歲之神的考驗，每一個人都會漸漸的衰老，漸漸的愈來愈依賴家人與社會的協助。對於家有長照需求的年輕人，照顧老人是盡孝的心意；但對於執政者，則是必須承擔提供長照供應的責任。
除弊更要興利，是公共政策正向思考本題，只有打破地域觀點，透過國內與國外資源、勞力的互補運用，提供品質更好、價格更合理的長照選項，去嘉惠有需要的家庭與弱勢者。讓外籍看護成為長照政策的一環，與本國服務相輔相成。這才是長照體系要落實建立的「治本之道」。
「政治是最困難的藝術，也是最高貴的職業。」一個「體恤人民」的政策，就算不能完全消除千千萬萬被長照壓得喘不過氣家庭的負擔，但至少可以分卸這些家庭成員一些肩上的重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