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立法院三讀通過「個人資料保護法」，目的是希望個人隱私有更廣泛的保護，同時讓新聞報導有免責條款，但這也會衍生一些新的問題。
法律的存在，是為了解決權利與權利之間的衝突。新聞媒體能夠享受「第四權」的保障，是因為健全的媒體監督可以讓公權力運作更透明、讓市場的資訊更對稱。只是實務上也常發生，媒體報導侵犯個人隱私，卻與公共利益無明顯關聯。
隱私權的重要性，每個人大致相等，因此在法益的權衡時，若侵犯隱私權所能維護的公益越大，則對隱私權的保護密度也應相對減少。依照身分來排序，保護密度從最低到最高應該是，民選公職、公眾人物、非志願公眾人物，以及非公眾人物。若以行為來做分類，則私領域的保護密度應高於公領域的保護密度。
真正具有模糊地帶的，是公眾人物的私領域，以及非公眾人物的公領域。例如民選公職人員的健檢資料，是否可以公布；或者是國小老師的不當管教行為，在報導時，能否洩露該老師的姓名？
在最後通過的個資法，不討論身分與行為的態樣，以「與公共利益有關」作為免責條款。只要與公益有關，且使用該資料的公益比隱私權更重要，媒體就不需先告知當事人，也不需經過當事人的同意即可使用。
至於何謂「公共利益」這個不確定法律概念，授權法務部訂定施行細則，將「公共利益」做更明確的劃分。筆者認為一方面，應將「公共利益」做最廣泛的定義，讓媒體的不安感降到最低。另一方面，個人資料的使用與公益的維護，應該要有手段與目的的連結性。當然，無論如何制定，法律仍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明確，這時，還是要留待法官依據個案裁量，透過判決與判例累積，形成穩定的法律規範體系與判準。
【2010/04/29 聯合報 9904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