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林結束了訪台行程，海基與海協兩會針對多項經貿議題達成具體協議。在我看來，這些都是預料中事。兩岸的糾結，經濟問題遠比政治問題要容易解決。即便是民進黨針對陳雲林來台發動了一系列激烈的抗爭，其抗爭對象也不是空運直航、海運直航、郵件直達或食品安全這些與廣義經濟有關的會商，而是對陳雲林背後所代表的大陸政府的一種意識形態性的政治反對。
這種意識形態性質的政治思考，並非民進黨獨有，大陸方面其實也有更多意識形態的政治禁忌。最顯白的例子就是，即便台灣各方均高度期待陳雲林稱馬英九為「總統」，陳雲林就是喊不出來。其所能妥協的限度，最多也只到在總統府所屬的台北賓館會見，並同意總統府人員在總統進場時高喊「總統蒞臨」。換言之，「互不否認」是大陸方面目前的政治極限。而可能(其實也未必)帶有承認意涵的「總統」稱謂，終究仍是不肯(不願或不能)讓步。
這些政治禁忌與意識形態框架，其實才是兩岸要進一步深度交流的最大考驗。而其中屬性上有高度政治性的外交議題，可說是兩岸關係的重要的考驗點，特別是在江陳會對兩岸經貿問題已有初步成果的此時。
馬英九上任即明白揭式活路外交與外交休兵的理念。然而，馬英九外交休兵的立場能不能成功，並不是台灣單方面努力就能成功的。更重要則是中共是否會有相應的善意。但即便從長遠的角度看，外交休兵的策略仍有不確定性，至少有二點是確定的。
第一，過去烽火式的外交思維顯然是錯誤的，也走進了死胡同，我們必須採取新的態度才能走出困局。
第二，目前看來，中共也不是沒有釋放善意，較諸過去的兩岸關係，化暖、和善是目前看得到的方向。
有人可能會懷疑：「是嗎？那中共為什麼還要封殺我們入聯？」歷史的進程，不是一蹴可幾的，它通常是漸次更替的過程。若從「相對觀點」觀察，較諸政黨輪替前，在許多方面，中共的態度不能說沒有朝向較為善意的方向改變。
例如：中共的領導階層已經較少提起台灣人民不喜歡聽(也無法接受)的「一國兩制」；又如中共以往在許多場合堅持稱我們為「中國台灣」，並在北京奧運初期堅持，依奧運協議只有在奧運相關場合才用「中華台北」稱呼我們(意即其他場合，中共並無義務以「中華台北」稱呼我們)，但經過我政府強烈表示不同意見後，中共改變往例，改以「中華台北」(而非「中國台北」)稱呼我們。
又或者，此次亞太經貿論壇(APEC)，在大陸方面「不反對」的立場下，台灣特使的層級提升為前副總統。這也可以解讀為一種相對的善意。
但很明顯的，這樣的善意是遠遠不夠的。以民進黨最近的抗爭為例，雖然引發的暴力流血應當譴責，但這些抗爭中，有一項訊息是清楚明晰的：在台灣確確實實有為數不少的民意，非常在意尊嚴。
而「尊嚴」這種「主觀」的價值，最容易被檢視的「客觀」形式就是：台灣能不能或者能以什麼樣的形式，在大陸的支持(或至少不反對)下，擴大在國際社會上的參與。而其中最具關鍵的指標莫過於台灣在聯合國專門機構的參與問題，例如WHO或WHA的參加上。
如果，明年台灣在WHO或WHA的參加上，大陸方面仍抵制台灣的參加，那麼馬英九的活路外交政策將面臨國內嚴峻的挑戰。一旦活路外交政策挫折，外交休兵的理念也勢將連帶被動搖，連兩岸關係好不容易因經貿交流而開啟的正向循環也可能逆轉為負面循環，其結果是仇中的意識形態情緒也很有可能再度成為台灣政治的主導力量。這應該不會是大陸方面所樂見。
這不是危言聳聽，要避免兩岸關係從現在正向循環的雙贏契機，逆轉為負面循環的零和賽局，中國大陸就必須有更大誠意，回應馬英九活路外交或外交休兵。馬英九的外交牌已打出，接下來，要看的則是，大陸方面能不能突破自設的政治禁忌與意識形態框架，用(以大事小的)智慧、(全方位改革的)信心、(視台灣人民為一家人)的善意，在國際社會中回應台灣人民的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