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大法官所擬共同聲明用語，其中所稱的「未為關說行為」以及「願受最嚴厲之制裁」不是一個法律人該用的語彙。
第一，大法官自清「未為關說」，這會產生兩個問題，其一是，何謂「關說」？其定義係附著在個人主觀價值判斷之中。同樣的一段談話，蘇委員的「主觀」認為是關說，大法官的「主觀」認為不是關說，那要以誰的「主觀」為準呢？
其二是證明的問題，除非蘇委員有將電話錄音，否則，就算有打電話的事實存在，恐怕也只能查到通聯紀錄，而無法得知其內容。有無關說，最後只會演變成各說各話的羅生門。
筆者認為，共同聲明要「有意義」，就不能用抽象不明的「關說」一詞，而應以「未曾就覆議案去電任何立法委員」，作為聲明的內容。一則，有無去電，是客觀事實問題，有則有之，無則無之，不涉主觀價值判斷。二則，通聯紀錄在舉證上終究較談話錄音容易取得。三則，既然發表共同聲明，何不言明對「所有立委」均未去電關心覆議案。
第二，何謂「最嚴厲之制裁」？筆者並沒有找到那一個法律條文，可以在這次的覆議關說個案中，援引作為嚴厲制裁的法律基礎。筆者認為，「制裁」原則上是相對於法律責任界定的用語，在沒有法律可資援引的情況下，大法官應負的是「自律責任」，而這自律責任，依嚴重等級，可能包括辭職、道歉與個案迴避等三種。換言之，大法官應明確化要負的是這三種「自律責任」中的那一種責任，而不宜用「嚴厲制裁」這個沒有法律意義的詞彙。
接下來的問題是，難道大法官「有去電給立法委員」就該受「制裁」嗎？筆者認為，由於電話內容驗證困難，我們不妨先「善意假設」大法官去電立委僅是「閒話家常」，基於這樣的假設，筆者認為似不必過責大法官。但這並不表示，大法官可以不必有任何補救對應的措施。筆者認為大法官在此案中所應負的是「自律責任」，故沒有制不制裁的問題。但至少大法官必須因此而採取「個案迴避」以示負責。
美國法哲學家卡多佐曾言：「法官的品格是正義的唯一保障。」這句話實是一語中的，在俗世的範圍中，法官往往代表著社會正義的最後防線，這個防線一旦崩解，只怕再無俗世的力量得以捍衛正義，因此套句法國文豪雨果式的問句：「誰是法官的法官？」答案將是：「法官自己」或更精確的說：「是法官對自己的良知期許與道德要求。」
以上所說的「法官」尚僅泛稱各級法院的法官而已，而關說疑雲所牽涉的「大法官」，更是國家制度的最後仲裁者，扮演著憲法靈魂的角色。期盼大法官能運用智慧，化解社會疑慮，捍守大法官這個最後正義者的司法防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