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你由全國收入最高的律師，到今天肩負開創海峽兩岸新關係的歷史性任務，是什麼機緣使你有轉換角色的機會？
答：民國六十一年我念完書回國後，一直教書到今天。六十二年加入律師事務所。七十七年，李登輝總統，邀我加入紅十字會幫忙徐亨先生，我又多了一個工作。
當時紅十字會執行大陸探親、尋人、轉信、通匯等工作，接下來就是遣返工作。然後很自然的，政府要我協助籌畫海基會，我瞭解這是民間團體，做的是中性的工作，有利於兩岸人民，也有助於中國統一條件的成熟。
問：當年李總統為何挑選你？
答：他在台北市長任內，我們律師事務所有時會因當事人的問題與他溝通，就這樣認識了。我有時也會寫些文章，或在電視上發表言論，就國際法律、政策發表意見，也許李先生因此對我有些瞭解。但我從來沒問他為什麼選我。
離不開法律的交情
問：談談你與郝院長結識的經過。
答：當時郝院長任參謀總長，偶然的機會下，我受海軍總部委託，處理我國向荷蘭採購或建造海龍、海虎潛艇事宜，因而對國軍涉外人才的問題有了較深的認識。
在很偶然的機會和無私的動機之下，我建議軍方訓練自己的涉外法律人才，不要倚賴外界的配合。理由很簡單，第一是機密性，第二是有效性和持續性。郝總長欣然同意並採納。後來我再建議，攻讀法律的預官很多，何不挑選攻讀涉外法律或民商法的預官，調到國防部擔任法律顧問？這個意見也被採納了。我記得郝先生很客氣，說要升我做法律總顧問，從這個角度看，他是蠻大方、體貼用人的。後來法律總顧問室成立，本來是任務編組，後併到總長辦公室，成為編制單位。現在又回到軍法局，變成一個室。以後不只國防部，各個總部，包括中山科學院，都有法律顧問室。
（……全文未完，請參照1991年6月號《遠見雜誌》 第06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