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來我國律師考試向採超低錄取率之政策，日前放榜之八十九年度律師考試，仍維持百分之六左右之標準，致大量有志於法律專業之莘莘學子，受此超低錄取率之桎梏，影響我國法治發展。筆者身為法律系教師及執業律師近三十年，面對此一現實不僅感到失望與無奈，更對因名落孫山、囿於傳統觀念而無法挺身為自身合理權益力爭之眾多學生，感覺慚愧，如鯁在喉，不吐不快。
歷年來我國律師之錄取比率，最高不過百分之十三，近年則維持在百分之六左右，相較各法治健全、經濟自由以及政治民主之先進國家，此一比率顯屬過份偏低（美國、德國之錄取率平均為百分之七十左右）。對此極端不合理之現象，筆者實百思不得其解。
或有論者以律師乃社會之惡、放寬人數將使律師素質下降等似是而非之無稽事由，作為不當限制錄取人數之藉口。然現今社會乃全球性之工商業社會，所有生活皆與法律緊密結合，與過往單純無爭之農業社會大異其趣。如主其事者仍停留在「訟則凶、和為貴」、律師僅為訟棍或異議份子之古老威權思考而限制錄取人數，顯屬昧於現實。至於高額錄取將使律師素質降低，形成惡性競爭之說，更屬無稽。按法律系成為我國大學聯招第一志願已有十年，每年千餘之菁英份子，投入法律學習，經歷至少四年之專業訓練（亦有需念五年及繼續攻讀研究所者），在所有考試科目皆為法律系必修科目，命題人員皆為學校教授之情形下，一名法律系學生既足以完成法律系學業，當具備成為律師之基本素養，今竟以百分之六左右之錄取率，限制渠等取得律師資格，不啻嚴重浪費國家人力資源，且對於其餘百分之九十四之學生而言，亦屬不公剝奪其發揮專業之機會。
對照醫師考試高達八成以上之錄取率，其業務事關人命，如此高之錄取率亦未聞醫療品質受到影響。復參照美、德等先進國家之高錄取率，更見律師此等專業諮詢人員，要無嚴格限制錄取率，以維持素質之理。
復按法學教育之目的，乃培養法律人才，而過低之錄取率，已然形成考試主義，扭曲法律教學之本質，非但無助於法律人才養成，更影響亟需法律諮詢服務之芸芸大眾。更何況，律師市場限於寡占局面，勢必造成律師因案件過多無法專心處理個案，且在無競爭壓力下，無法期待其自我進修之意願，反適足造成法律服務品質下降，前開維持素質之說，即無所據。
況且，在現代知識爆炸之社會及全球化之潮流下，法律不再僅為單純之民、刑訴訟，而係與時俱進之龐雜學科，律師亦不再僅有從事法庭活動之訴訟功能，各企業、機關對於專業法律人員之需求日益孔急，若無充足人力投入，當無由滿足社會上對於細密分工之法律專業需求。
再以法官、檢察官人力嚴重不足之司法現狀觀之，早已嚴重影響訴訟上真實之發現、造成人民不信任司法；而歷年來不當限制律師人數之作法，更使律師參與法庭活動頻率偏低，無法充分發揮與法院共同發現真實之在野法曹功能，進一步惡化積案狀況。
且現行行政法令多如牛毛，各行政機關之施政決策，如能有律師參與擔任法制人員，不但更能兼顧依法行政之要求，避免不當侵害人民權利；甚至較能做成符合立法意旨之裁量決策，增加政府行政之效率。按律師之考試僅為一資格考試，執照之取得僅為一過程，並非投入法律專業領域之必要條件，故考試之目的在於認定應考人員是否足執律師業務，以一定之比例硬性限制錄取人數，絕非資格考試所應有之態樣。且現行考試係各科單獨命題、互不重疊，題型更偏向於純法理之推理演繹，顯與律師執業必須橫跨各法律分科、交錯運用法律之現實脫離，產生無法靈活運用法律之缺憾，亟有變革之必要。
何況，未來我國加入WTO後，外國律師亦得至我國執業，我國超低之律師錄取率，將逼迫我國學子寧可取得美國等高錄取率律師資格，以迂迴進入國內執律師業務，如此之結果，令人情何以堪。
因此，對於過去三、四十年來律師人數之不當限制，筆者謹在此提出以下三點呼籲：
一、考試院身為職司律師考選之機關，應透明化其律師人數限制之決策過程，邀請各大學法學院教授共同參與，並公開錄取政策以及命題方向之方式，以符合社會脈動。
二、所有法學院之老師，更應本於關心學生能否學以致用之精神，對於現行極不合理之律師考試制度（包括錄取率、命題方式等）挺身而出向考試院爭取法律系畢業生合理的機會。
三、司法院、法務部等單位，更應拋棄掌理審、檢之本位心態，共同為建立法治社會，積極支持及配合增加律師錄取人數之相關制度變革（如法官、律師、檢察官三合一考試）。
最後，筆者願在此代表國家、社會及有理想從事法律事業之學生向總統、副總統及行政院長請命，盼同為法律人出身之國家領導人，能正視不當限制律師人數所造成之嚴重問題，徹底根絕此一歪曲之政策，使我國順利邁向成熟之法治國家。
【聯合報 2001年3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