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離開公職九年，已是一介平民戴先生，一生奉獻於台灣的教育、財經工作，不論專業、人品均受好評。身懷財經專業的他，秉著推己及人的精神，應中國之邀擔任無給職顧問。大家捫心自問，有何不對？他把前半生投注在台灣，造福二千三百萬人，今天讓他用專業來造福十三億人，進而助益兩岸關係，這不是應該鼓勵的事情嗎？為何要反對這種普世服務、造福人群的博愛情操？
政府表示是依據法律規定，問題的關鍵在於這樣的規定合不合理、合不合憲！特別是在「動員戡亂時期」早已終止的今天！
首先，對戴先生而言，應邀擔任顧問，雖是「服務」而非「工作」，惟該條例的禁制條款適用於全體國民，而這禁制的核心，從客觀面來說即違反了憲法第十五條：人民工作權應受保障的規定，因為工作權核心即是「工作選擇的自由」，失卻了這個核心價值，工作權即成空殼。
政府方面復援引憲法增修條文第十一條規定：兩岸人民權利義務關係及其他事務之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之規定。惟該「法律」並不能凌駕於最高法律—「憲法」本身的規定。
再從國際人權公約析之。《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人人有自由選擇職業的權利；《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盟約》第六條規定：人人應有憑本人自由選擇工作謀生之權利。
《世界人權宣言》已被多數國家認同其為國際習慣法，身為國際一份子的台灣豈能無視？《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盟約》更是我國於一九六七年簽署，經立法院於二○○二年批准，自有法律之效力。換言之，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不能與之牴觸。
縱不談法律位階。自詡「人權國家」的台灣，怎麼連國際人權憲章的基本要求都做不到？
第三，就算用「國家安全」做為禁制理由。試問，一個去職九年的財政公務員，當個不領錢的顧問，究竟哪裡礙著「國家安全」了？更別說該條例第三十三條是「一體適用」台灣的所有人民，這合乎比例原則嗎？而且違反者依不同身分，要承擔的竟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刑事責任或十五萬至五十萬元罰鍰，對人民權利的限制與侵害實在太過。
第四，如果真的認為台灣與中國是「一邊一國」，不是反而更應該「平等」地看待與中國相涉的事務，把對方當成平起平坐的「國家」看待嗎？政府不立法禁止人民任職於美國、英國、南非、阿根廷、北韓或利比亞的黨、政、軍機構，獨獨就是中國不行，這不是自相矛盾嗎？
有人會說，那是因為中國對我們有敵意；因為「幫助中國」就是「資助敵人」！如果這個邏輯成立，不如對中國宣戰並全面禁止交流。在戰爭狀態下，也不用談法律、人權了，不管到中國任職、開會、經商、旅遊或探親，通通不准，敢去的，以「通敵」論處，不是更好？
最後，用一個故事做為結語。公元前四十九年羅馬三頭同盟結束，龐培與凱撒展開對決。
龐培向人民宣告：「不聽命於我的，都是『敵人』！」
凱撒則向人民宣告：「不敵視我的，都是『朋友』！」
龐培的首敵是凱撒，卻愚蠢地先幫自己找更多的敵人；凱撒卻很清楚，除了龐培之外所有的人都是他要籠絡的「朋友」。一邊「同中求異」尋找「敵人」，一邊「異中求同」增加「朋友」，勝負誰屬豈不明顯？
就算政府非把中國當局當成敵人不可，也請把敵人「範圍」劃小一點，不要把政府間的嫌隙算到人民的頭上。助中國與愛台灣並不衝突，像戴先生一樣願意關懷中國，用實際行動證明台灣友善的人，他的愛台灣之心，比只會唱高調的政治人物強得多。關起門來找敵人，只會分化自己，亦無助於兩岸關係的發展。龐培之愚，能不鑒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