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文豪紀伯倫曾說：「把手指放在善惡交界之處，就可以碰觸上帝的袍服。」筆者常以這句話，勉慰法律學子，希望他們能夠擁有「法律之上的法律人思考」。希望他們要知道，法律人的一輩子，都是那種「把手指放在善惡交界的人」，輕者，解紛止爭；中者，斷人毀譽；重者，判人生死。那善惡之間的定奪，本是上帝的權柄，法律人越而代之，能不慎乎？
而對比近年來法律人的表現，筆者卻是頗感失望的。從律師從政卻治不出政績，到檢察官、法官的瀆怠職守，放任政府貪瀆叢生，甚至部分司法人員參涉舞弊，法律人帶給社會大眾的失望是極深的，不要說那種「碰觸上帝袍服」的戒慎，有時連塵世的基本道德自許，也不及格。
然而，對比這些令人失望的法律人總體現象，台北地方法院郭姓法官一席判賠前任國家元首千萬賠償的判決，不啻是一碇明礬，為濁而不明的法律界，注入了一個清明的期待。
根據報載，郭法官認為她只是就事論事，就證據斷案，她並不期待成為英雄。但最令人遺憾卻正是，這種「就事論事，求證斷案」的態度，本該是身為法官「再平常不過」的基本態度，但是，郭法官用這種「基本態度」審判，卻引起軒然之波，成為「歷史上第一人」。這不正諷刺地反應法界的沈痾嗎？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這句簡直連提都不必再提的最基本法律原則，不管是前任國家元首，或者是現任國家元首，無的放矢，在沒有憑證的情形下，妨害他人名譽，不管被妨害者是宋楚瑜還是任何人，行為人就該負起民事上的損害賠償責任。郭法官不過準其法信，依法而判，這對一個法官而言，本應是再平常不過的事，與「英雄」二字何涉呢？
然而，這理想上的「平常」卻是現實上的「萬難」，因為，同樣的一件案子，交託到其他法官的手上時，沒有人有把握，「國家元首」的光環，不會影響到法官心中的善惡之尺，沒有人有把握，其他法官會中立忠實地依其法識法信作出判決。甚至，今天即便郭法官判了賠償，一旦當事人提出上訴，高等法院是否會一樣地依「平常心」來判案，仍在未定之數，仍難完全樂觀地期待。
也正因為，法官心中對行為人的「官位」的顧忌，影響了其心中的「平常」，這才使得在台灣，許多高官顯爵習於謾罵、不負責任地攻訐他人，作出極壞的政治示範。而這也是為什麼，李前總統既不曾親見，也無實憑實據，就信口開河，指控宋楚瑜於群眾抗爭的關鍵時刻去打麻將，因為依李前總統的「經驗法則」，即使他說出了不負責任、未經查證的言語，妨害了他人的名譽，依「往例」，法官自動地「禮遇國家元首」而網開一面，既然不需對所言負責，那又何必節制其語呢？
於是，一個動見觀瞻的前任元首，頻頻惡意攻訐他人，這也給社會帶來極壞的示範，透過這種居上者的不良示範，也使得台灣社會近年來，人與人之間尊重日薄、禮節漸失。從這個角度來看，郭法官的判決，不但可在「法界」扮演明礬的作用，這個判決若能確定，讓政治人物知道其「身分」不能豁免妨害他人名譽的民事責任時，將可大大約束政治人物濫為誹謗的惡習。
除了李前總統的妨害名譽官司，有了一個令人欣慰的判決外，陳水扁總統也有許多和李前總統一樣的妄言的習慣，也因此有一些民事官司懸繫於法院，我們期待承審法官，擁有和郭法官一樣的平常心，再作一個「不平常的平常判決」，忠誠地依法判決，以昭法信、以正公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