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筆者的標準來說，陳總統是該辭職下台的，就算陳總統個人「尚無」涉貪罪證，但不論從政績的量度，或其屢屢所用非人，僚屬戚親廣泛貪腐的事實，就該下台。根據的不僅是法律責任，還包括了政治責任。但陳總統還是成功運用了族群牌、悲情牌，混淆了是非標準，加上民進黨立委未能堅持批判理想，消極噤聲，使得陳總統在罷免案中輕騎過關。
罷免案不過已是既定，不滿意陳總統治政，期待國家更好的人，又該如何看待後續的政局，採取什麼樣的行動呢？
在罷免案提出之前，筆者即曾撰文表示，罷免案不但拉不下陳總統，也無法達到宣洩人民情緒的作用。希望總統下台的民眾，只會因為總統仍不下台而更失落。這一點，很遺憾的，筆者似乎料中了，但筆者所沒有料中的是，泛綠群眾的護扁情緒竟如此的堅定，將保扁化約為台灣的最高價值，一股強大的力量反而因為罷免案在陳總統的身圍凝聚了起來。這則是讓筆者遺憾的另一點。
但更讓人遺憾的則是，過去以社會聲望為陳總統背書的「清流階層」，我們也看不到他們提出應有的批判。以李遠哲先生為例，許多人責怪他在二○○○年發表的「向上提升或向下沈淪」，成為陳總統挺取執政的關鍵推力，認為他誤判了局勢。筆者覺得這樣的批評是不公平的，我相信李先生當年的言語是忠於良知的肺腑之言，而事實上，就當時的國家歷史位置而言，選擇讓政黨輪替，即便從現在的時點反思，筆者也認為是正確的。
但另一方面，這也是李先生該受責難之處，因為李先生的良知標準並沒有維持其一致性，李先生的肺腑之言只停格在公元二千年。換言之，面對其後六年的陳水扁政府，李先生沒有用同樣的豪氣以及良知忠忱，說出同樣的肺腑之言。即便到今天，李先生發表了對政局的聲明，卻仍只能行禮如儀地點到即止，看不到他對無能貪腐政府提出身為知識分子的他，所應有的嚴格批判。這樣的縱容與流媚，才是李先生該受責難的地方。
但是即便有遺憾，筆者要誠懇地提醒希望陳水扁下台的民眾，很多事情，時機未到，強推是無用的。要陳總統提前下台，有二個路徑，一是制度內的，一是制度外的。制度內的，幾乎不可能，不但罷免不可能，倒閣也未必拉得下陳總統，道理很簡單，除非總統解散國會，立委改選後反對陳總統的席次超過三分之二，新推的罷免案才可能走出立法院，但也還要通過公民投票這一關，這程序一進行，一年半載就耗去了，陳總統的任期也差不多結束了。但國家就得像過去這個月來，整個懸著動彈不得。更何況，以總統戀棧的程度，誰能保證倒閣後，陳總統就會解散國會呢？會不會拿新的閣揆人選作文章，再掀起一波無止盡的政治對抗呢？
至於制度外的，要知道即便陳總統的支持度只剩二成，但換算成絕對人數，也高達數百萬人。一旦走制度外路線拉下陳水扁，也將同時引爆忠誠護扁者的情緒，應該不難想像，台灣要付出多大的動盪。為了讓陳總統提前一年半載下台，這樣的動盪值不值得，也是大家要思考的。
因此，在期待陳水扁下台這件事上，筆者要說的是，耐心比對抗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