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人犯潛逃接連發生，司法院緊急提出刑事訴訟法修正案。修正案重點有二：一、經法院判刑二年以上的「確定」案件，無須先經傳喚，檢察官便可逕行拘提被告發監執行；二、就確定案件，必要時，在法院卷宗送交前，檢察官得先為執行。司法院提案方向加重檢察官權責，但修法有無必要值得商榷，且僅僅針對定讞後執行前之人犯潛逃情形，仍未解決判決定讞前的人犯潛逃問題，防逃效果恐極為有限。
觀察實務運作，不難發現，其實真正該為執行拖延負責者應是「法官」(司法院)，司法院提案正好說明了法官平日的怠忽。現行刑事執行通常待卷宗資料遞送至地檢署後，始得展開執行，但法院習慣先宣判、再補判決，耽擱了判決書及卷宗的遞送，間接也使得判決執行工作更加推遲。與其修法讓檢察官於判決送交前得逕自執行，法官何不自我要求，在宣判當下判決書即同步出爐，並主動通知檢察官執行，如此必更有助於防逃時效的掌握。
再者，司法院提案並未對判決定讞前的人犯潛逃採取防堵。人犯潛逃最常發生在一審或二審宣判有罪後到案件確定前，被告「提前落跑」，因此有人認為應增設「有罪羈押制度」，直接以未確定的有罪判決羈押被告。但司法院認恐違無罪推定原則，故未納入修正，筆者肯定。不止因無罪推定之故，實際上我國審判體系也不適合增設「有罪羈押制度」。美國為陪審制國家，一審是事實審，二審是法律審，非有特殊事由難以輕易上訴，被告有罪與否，在一審便幾乎確定，採行有罪羈押有其法制基礎，但我國是三級三審制，「事實」重複審理，事實審與法律審間界線不明，被告有罪與否，各審反覆不定，貿然引進有罪羈押，雖可讓法官或檢察官便於援用，卻因沒有堅實的初審，勢必嚴重影響被告人權。
事實上，刑事訴訟法已有「防逃羈押」條款，端看「法官」是否盡責適用而已，根本不用增設有罪羈押制度。第一○一條第一項第一款：「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左列情形之一，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一、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法官如認被告受有罪判決(不論是否定讞 )影響，逃亡意念提高，未予即時羈押，顯難進行日後審判或執行者，自可依本條主動為職權羈押。
憲法第八條保障人民非經「法院」審問，不得加以拘禁。實務上羈押權的歸屬原採二分模式：偵查中由檢察官決定，審判中交由法官為之。嗣經司法院釋字第三九二號解釋，認檢察機關非屬嚴格意義的法院，不該被賦予羈押權力，終促成一九九七年修法，此後，「法院」成為有權作出羈押裁定的唯一機關。先不論偵查，至少審判中，審酌被告逃亡意念有無提高？該不該羈押？何時適合羈押？居於客觀中立地位的法院，掌握訴訟進度及卷證資料，對審判脈息最熟知，比起身為訴訟當事人一方的檢察官，法官更能就有罪判決增加被告逃亡可能做出判斷。如能機警於宣判當下，甚至提早至辯論終結時，主動祭出防逃羈押裁定，或在檢察官為防人犯潛逃而聲押時，積極審慎做出符合法律與社會期待的決定，必定有助防堵人犯潛逃。總之，審判中防逃羈押的決定，法官絕對責無旁貸！若執拗於刑事裁判之執行是檢察官職權，與法官(司法院)權責並不相涉，不但顯有誤會，也難逃「只見秋毫，不見輿薪」議論。
的確，因追訴上必要，不能全盤否定羈押的可能性，但定讞前行使羈押時，被告仍應享有無罪推定利益，故應避免將「羈押被告」和「受刑人」劃等號，以確保被告人權保障。
筆者絕不鼓勵濫權羈押，然法官進退間都須公平慎斷，保障人權與維護社會公義，如無羈押必要，自應避免羈押或駁回不當聲押，但關鍵時刻，也不該卻步，怠忽行使羈押職權，讓人犯潛逃。既是法官就應做好：既不造成冤獄，又不可怠忽而輕縱顯有逃亡之虞的被告。紀伯倫說的好「將手指放在善惡交界之處，便可觸摸到上帝的袍服。」法官擔任上帝角色，豈能不戒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