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台灣的酒駕文化，奪去許多無辜者的性命，近年來，反酒駕的民氣沸騰，只要酒駕肇事的個案發生，常常會攻占媒體的頭版，政府也會成為眾怒宣洩的對象，只要酒駕還存在一天，「無能」就成為政府一種逃不開的「宿命」，特別是，近來幾乎三不五時就被批評為「無能」的馬政府。然而，若把眼光從「個案」的悲劇，移到通案的「趨勢」，政府在酒駕防治的作為上並不是那麼一無可取。
酒駕肇事致死最多的一年是二○○六年，有七二七人（約等於莫拉克風災的死亡人數）在酒駕事件中成為亡魂。換言之，每一天就有二個人被酒駕奪命。但在近五年來，政府透過修法與執法（特別是後者）等措施，讓因酒駕事件死亡的人數，降到了去年的三七六人，減幅接近五十％。可是，政府並沒有因為這樣的「努力」得到掌聲。因為，只要有一個人因為酒駕肇事而亡，只要有一個家庭因為酒駕肇事而破碎，政府就無法以總人數腰斬的數字下降而自滿。
況且，政府在作法端也不是沒有值得檢討之處。一是時效上；另一是作法上。
長期以來，我們的立法相當依賴「民氣」，而民氣通常要有實際案例出現後才會激發。因此，不管學理上討論再久，如果輿論不注目，法案只能躺在議事程序裡；也就是說，我們的立法是「不見棺材不掉淚」，總要等到傷害發生了再來補救。有感於無照酒後駕車青少年不負責任的行為，讓走在斑馬線上鄰居孩子的美好人生戛然而止，筆者在三年前五月三十一日這專欄中（從死神手上救回更多的育嘉），就呼籲從速修改民、刑事法，以有效嚇阻酒駕的惡習。三年過後，在台大女醫師成為酒駕肇事的受害者後，立法院在會期的最後一天，朝野協商終於「及時」通過了酒駕修法。為什麼要等到悲劇連續發生並引起媒體關注後，才做出正確的事情？
而在不見棺材不掉淚的反面，就會有暴衝的打落水狗式立法和執法。由於修法後刑法明定「不能安全駕駛」罪，讓酒後駕車成為犯罪行為，才有所謂「準現行犯」的成立。然而並不是喝酒就有罪，而是「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五％以上」並駕駛車輛，才成立犯罪。酒駕要嚴抓、嚴罰；酒駕，無論肇事與否，都要課以刑責，這是全民都支持的，但當酒駕的刑責超過拒絕酒測的後果（罰錢）時，拒測自然就成為一種選擇。但由於修法配套的不周全，政府又不得不以擴大行政裁量權，進行強制驗血。
在立法時忽略了人民行為會因「酒駕入罪化」而改變，等到拒測比例大增後，才研擬再次修法，而在修法之前，又先以《刑事訴訟法》之「準現行犯」，要求員警逮捕拒絕酒測者，再以同法第二○五之一，由檢察官許可後，由醫療機構強制抽血。但是《刑事訴訟法》第二○五之二條固規定得強制採取尿液等，但並未明文得採取「血液」。而第二○五之一條雖規定鑑定人得經允許採取血液，並未規定得「強制」採取，況鑑定人為醫生，並非司法警察，又如何使用強制力？甚至驗血屬於侵入性行為，是不是非經法律明文規定並經法官（而非檢察官）裁定方可進行？均不無疑問。因此，以上《刑事訴訟法》的規定作為酒駕強制驗血的依據，如何兼顧人權及時效？均應深思慎行。我們不能說，因為酒駕人人皆曰可殺，就以得來不易的「法治」作為代價。
配套措施的不周全不只如此，例如：所酒駕的車輛，是否應視為「犯罪工具」予以沒入；賣酒給駕駛，同車的乘客，是否該當「幫助犯」或「不作為犯」而同負刑責？
在駕駛者的重罰之外，美國的「Dram Shop Act」，即規定商店賣酒給青少年或明顯酒醉者，若因此發生酒駕肇事，商店亦須負連帶賠償責任。又例如：依日本法律，若乘客明知司機酒駕而未阻止，酒駕肇事時，乘客也須負擔連帶賠償責任並成為「幫助犯」，這都是在勸酒文化盛行的台灣，可以去思考的配套。
最後，大家也應該要了解，酒駕問題，把責任都推給政府，也無法根除酒駕。政府的力量雖大，但也有窮盡處，立法再嚴，執法再緊，若民眾自己對酒駕的僥倖之心不除，酒駕的悲劇，就不可能有歸零的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