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我國憲法，「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由「大法官」掌理。即大法官職權主要有二：一為「憲法解釋」，以違憲審查為重心，審查法律或命令有無牴觸憲法；另一為「統一解釋」，特別是終審法院之間，在適用同一法律或命令，發生見解衝突時，大法官將見解「定於一」，以維護人民司法受益權與法律安定性。行憲至今大法官共有七一○件解釋，對憲政運作與人民權利保障貢獻良多。解嚴後「憲法解釋」數量激增，顯見大法官認真扮演「憲法守護者」的角色。然相較於此，「統一解釋」卻年趨沒落。原因為何？令人民困惑不已。
根據司法院資料，近年內人民聲請統一解釋的案件每年至少有三十件，需求並不間斷。再從我國法院制度著眼，這更不難想像。不同於美國僅有一個聯邦最高法院，我國至少有兩個「最高」：「最高法院」與「最高行政法院」（遑論最高法院內有十二個刑事庭、六個民事庭，最高行政法院設有七個庭），並且互不拘束。社會活動日趨複雜的今天，在二元審判系統架構之下，終審法院裁判見解「互異」的可能性只會有增無減。
既然有實際需求，為什麼大法官卻頻頻退守？從統一解釋與憲法解釋消長看來，習法逾五十年的筆者揣測，大法官可能認為憲法解釋所表現的權利保障需求較重大，形成了偏好，不論大法官刻意或不經意，受到憲法解釋的強烈排擠，統一解釋便邊緣化了。但是，不論憲法解釋或統一解釋，人民對於正義的渴求其實相同，都希望大法官能體會人民的司法困境，給個最終的睿智決定。尤其，統一解釋的當事人，是在普通法院與行政法院中歷經「終審」後，求解惑而不可得，大法官當須理解，他們漠視兩個法院作出矛盾的判決，帶給人民的是難以忍受的痛苦。
疏離統一解釋，還有其他理由嗎？從下列大法官不受理決議似是而非的理由可觀察出蛛絲馬跡，理由之一：「上開最高行政法院判決與民事判決…兩者所表示之法律見解並無不同，僅係就其據以聲請解釋之原因事實得否涵攝於上述○○契約之判斷有所歧異，故尚難謂係屬不同審判系統適用同一法律時所已表示之見解歧異。」該案中，最高行政法院，未尊重高等法院的民事終審判斷，針對同一個法人與成千上萬個業務員數十年來簽署相同的「私法契約」，做出完全不同的定性。大法官卻執意認為兩個法院見解並無歧異，拒絕受理，聲請人完全無法理解！理由之二，大法官以該高等法院民事判決「非屬確定終局判決…不得持之聲請解釋」不願受理，更忽略聲請人民事既然勝訴，當然不會再上訴三審，怎能說高等法院的民事判決非確定終局判決！大法官找盡各種理由推託，就是不願介入兩個法院間的爭執。難道是害怕得罪最高法院或最高行政法院同僚？或害怕被冠上「第四審」之名？於是刻意迴避統一解釋。從大法官向來只做抽象解釋，不司審判的傳統看來，如此不幸之推論不無可能。
然而，釋字第六○一號解釋（大法官得否享受法官待遇）中，大法官明確自認：「司法院大法官…為憲法…之法官。」既然我國憲法設置了二元審判系統，對法院之間的終局矛盾立場，作出統一解釋，必然是「大法官」所應履行的憲法義務。
如非因同行相忌，而是執著「解鈴還需繫鈴人」，認為應由終審法院自己來處理，會比大法官更「適任」，就應設立跨越二元審判系統的「聯合大法庭」來解決。惟司法改革提設聯合大法庭之建議顯未受重視。同此期間，大法官卻又怯於落實統一解釋任務，二元審判系統形成人民困惑，是大法官失職。
現任司法院副院長蘇永欽教授曾以「保育動物」形容統一解釋，凸顯統一解釋在憲政運作的稀有性。筆者認為，大法官在受理統一解釋要件上採取極其嚴苛態度，更使稀有的統一解釋快速走向「滅絕」的命運，形成實質修憲的違憲效果。因此，筆者認為在《司法院組織法》未能完成修法並設立聯合大法庭前，大法官有責任「復育」統一解釋，莫讓人民對司法的信心在二元審判系統的縫隙中流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