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苑案引發「公眾利益」與「個人財產權」衡平的眾多討論，也有都市更新條例若干條款是否違憲的思考。由憲法的高度來思考爭議，是法治成熟象徵，但也某種程度的簡化問題。如果都更條例不違憲，就代表它是一個好的法律嗎？
同時，文林苑案也反映社會處理爭議的一個傾向。倘若都市更新條例違憲，那麼從法律生效那一刻開始就應該聲請，為何要等到實際有受害者出現後才呼籲？反之，如果因一個個案就全盤的否定都市更新，這也是因噎廢食的結果。
長期的政策不該訴諸短期的情感。在二年前的五都選舉，國、民兩黨的台北、新北市長候選人都支持都市更新，甚至還有候選人主張調降同意戶門檻，可見那時的都市更新是政策明星，與現今的落水狗局面不可同日而語。輿論對同一件事情的態度有如此大的翻轉，而又沒有經過足夠的公共辯論，這對於形塑一個成熟正當、對台灣有利的長期政策，當然是不利的。
文林苑這個個案，大家把焦點鎖定在執行代拆的北市府，是因執行者（政府）角色通常是最醒目的批判標的，但若壓力僅聚焦在北市府身上，就很難對政策做整體的醒思了。台灣在民主政治的發展道路上，仍然缺少面對爭議、處理爭議所需要的公共思辯態度。
「士林王家該不該拆」是一個個案的實體判斷的問題，「國會制定的法律應該執行」卻是地方政府的程序義務。更何況最高行政法院也做出了判決，這也是北市府解釋為什麼必須執行代拆的理由。
財產權，特別是土地的財產權，從來都不是絕對的，否則大多數公共建設就無從進行。然而怎麼樣「公共利益」可凌駕在個人財產權的支配以及對住所的情感之上呢？而這中間的分野，要如何反映在可以被執行的法律上？然後落實在政府面對個案時的執行端？在在都需要成熟的公共思辯。
例如：台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對於都市更新單元的劃定只有下限而無上限，換句話說，只擔心更新單元劃得太小，而不擔心劃得太大，何以故？理論解釋是，越大、越完整的都市更新單元，土地的利用就可更有效率，反之亦然；而實務顧慮是，倘若不訂定下限，則難免會有建商為貪圖容積率獎勵而以零星散戶劃定更新，失去了都市更新的本意。
因此，雖然王家或許「可以」劃出都更範圍之外，但是現行法律所追求的「公共利益」，似乎並不鼓勵這樣的作為。更不要說，在台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中，還規定了更新範圍「應以不造成街廓內相鄰土地無法劃定更新單元為原則」。換句話說，劃入王家土地為原則，不劃入為例外，那麼要台北市政府的公務員主動去反向操作，不但是違反公務員長期的慣性，嚴格來說也不符合立法者的期望了。
都市當然應該要更新，但是都市更新必然遇到與私有財產權的抗衡問題，這中間有沒有兩全其美、或至少可以各退幾步以達到平衡的方案？無限上綱「更新的效率」，則將有更多不同意戶被迫搬遷、個人權利受到擠壓；但相反的，若擺向另一個極端，也就是無限上綱「私有財產權」的保護，那不啻是宣布都市更新制度的死亡。我們不希望這變成一種０與１的零和抉擇，但很顯然的，在討論這個嚴肅而重要的議題時，我們的社會呈現的就是０與１式的「一面倒風」。這才是最令人憂心的現象。
要如何正確拿捏政策的平衡點，調和衝突？好的行政執行，不可能沒有好的法律支撐。從這個角度看，大家除了檢討台北市的執行，也把方向鎖在檢討法律是允宜的。但大家可曾想過，好的法律需要的又是什麼呢？不就是充分的民主思辯嗎？不只是都更議題上我們很擔心民主思辯、公共辯論是不充分的，其他重要的公共政策，包括美牛、油電漲價等議題，也都存在一種充滿情緒的「一面倒現象」。就此而言，我們的民主固然是讓我們引以為傲的資產，但似乎離「成熟」二字，還有相當的路程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