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大陸人大即將通過的《反分裂法》，也因為美、日兩國的部長發表《安全諮商委員會聯合聲明》把台灣包括在內，一時間，兩岸關係似乎再次陰雲籠罩。
阿扁對美國《新聞週刊》的問答，雖然簡短，卻含意豐富，起碼包括3個要點：
（一）台灣人民要自己作主，而不接受任何外來的威脅，特別是不接受武力性的威脅。同時，他明確表示了不能接受北京所制定的《反分裂法》。他說：「過去400年來，我們經歷過不同的統治者，包括不同的族群、外國政府、獨裁者及殖民勢力。北京應該瞭解，去年的公投及抗議行動反映出人民對於我們家園的熱愛。有些人要錯誤解讀這些事件是挑釁的表示。然而，他們就忽略了台灣2,300萬人民希望作為自己土地的主人、也未能正視中國對準我們部署了706枚導彈的事實。難道台灣應該揮白旗投降嗎？」「如果北京堅持通過《反分裂法》，無異是投下陰影及傾盆大雨。在台灣有些團體已開始討論制定《反併吞法》。難道這是北京當局希望得到的結果？」事實也是如此，面對北京的《反分裂法》，台灣內部表現出空前的團結，無論是主流民意還是朝野各派，均一致反對。
（二）當記者問及北京的「一國兩制」模式時，阿扁明確表示了拒絕，而提出民主台灣對專制大陸的制度優勢，希望兩岸展開制度競爭。他說：「我們希望台灣的民主能夠對中國產生燈塔的領航作用。我們也希望大陸會民主化，甚至能超越今日的台灣。但是，中國缺乏像選舉、多黨政治及中立的軍隊這些重要的元素。我們希望在全球各地只看到一種制度，就是民主制度。」
（三）阿扁第1次表示不排除接受「一國良制」的統一模式，即兩岸統一談判的前提是大陸政治民主化。他說：台灣願意「討論任何的和平協議──長程、短程或是中程。」但前提是：「如果有一天臺灣的人民選擇與中國統一，必須在他們的政治情況能充分協調，兩岸都享有民主選舉、多黨政治、真正中立的軍隊，以及言論自由。此外，屆時中國的平均所得也應該與台灣人民的相當。」「30年只是一個建議的時間規劃。如果屆時中國還沒能有成熟的民主，我們可以延至50年甚至100年。有何不可？」
似乎是對阿扁講話的回應，中共黨魁胡錦濤在3月4日會見政協民革台盟及台聯組委員時，發表了《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決不動搖》的對台講話中，再次向台灣各種政治派別強調「一中原則」的前提：「堅持一個中國原則，是發展兩岸關係和實現祖國和平統一的基石。他表示，對於台灣任何人、任何政黨朝著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方向所作的努力，我們都歡迎。只要承認一個中國原則，承認「92共識」，不管是什麼人、什麼政黨，也不管他們過去說過什麼、做過什麼，我們都願意同他們談發展兩岸關係、促進和平統一的問題。」
與此同時，人大10屆3次會議新聞發言人薑恩柱在記者會上強調：「現在我可以告訴大家，這一部《反分裂國家法》將重申中國政府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基本方針和現階段發展兩岸關係、推進祖國和平統一的8項主張。這部法律把我們國家過去20多年來爭取以和平方式解決台灣問題的方針政策加以法律化。」他還特別強調：「這部法律絕不是所謂的『對台動武法』，更不是『戰爭動員令』。而是一部促進兩岸關係發展，促進和平統一的法律。」
胡的講話只強調「一中原則」而沒有提及「一國兩制」，並表達了不計較阿扁政府過去的所作所為的態度；薑的答記者問盡力淡化《反分裂法》的武力威懾色彩，以緩解台灣及國際社會的疑慮。
我以為，當下的兩岸對比，在實力上大陸勝過台灣，而在道義上臺灣勝過大陸。台灣用以對抗北京政權的武力威脅的最大資本，也是台灣贏得國際社會支持的最大本錢，就是其自由民主的偉大成就。在此格局下，一向被北京視為「台獨總統」的阿扁首次提出不排除「民主的和平統一」的可能，在道義上是理直氣壯的，在現實上是明智的。因為，無論統獨，能夠確保兩岸和平與人民福祉的最佳選擇，無疑是讓大陸中國儘快走向民主化。作為同文同種的民主台灣，不僅能夠以其成功的政治轉型為中國提供其榜樣，更重要的是，如果台灣肯於向北京政權打民主牌，借助統一的杠杆來對北京施壓，無疑是當今世界上推動大陸走向民主化的最大外力。
作為執著於中國民主化轉向的大陸人，我當然最希望看到台灣朝野能夠超越統獨之爭，也逐漸擺脫只重經濟利益而淡忘道義關懷的冷漠，走出只重經貿交易而忽視政治互動的短視，而從道義高度和政治遠見出發，積極主動地幫助大陸中國向著民主化轉型。幫助大陸中國完成政治民主化的社會轉型，不僅是兩岸人民的福祉，也是對整個亞洲乃至全球民主化的重大貢獻。
自由主義價值及其制度安排，之所以能夠贏得重大的熱戰和冷戰而取得節節勝利，進而成為世界文明的當下主流和未來的發展方向，與其說是受惠於物質或科技的進步，不如說是得益於人類對道義的追求和堅守。如果沒有對自由與和平的持久而堅定的道義立場，人類也許早已毀滅於自己的科技進步了。從古至今，國與國之間的競賽，在根本上，與其說是經濟及科技的競爭，不如說是價值觀及制度的競爭，制度創新可以包容並激勵經濟發展和技術創新，但是經濟發展和技術創新絕不能涵蓋制度創新。決定勝負的最終因素是制度而非科技。制度競爭說到底是道義的競爭，誰擁有道義的優勢，誰就是最後的贏家。當今世界，憲政民主制度相對於其他制度的優勢，就在於這種制度的道義優勢──實現並保障人的自由、尊嚴和權利，為人的創造力的最大限度發揮提供最有效的制度激勵。
極權社會也能夠取得暫時的經濟高增長和先進的科技。但它在道義上的邪惡必將整個社會引向歧途。現代的科技知識和國家機構就將被權力化。道德上的冷漠、盲視和邪惡將滲入社會公共產品的生產。人類皆有的惻隱之心將被徹底克服。知識被用於意識形態的包裝、灌輸、鼓動和欺騙。技術將被用於強權控制的精密化和無界化。官僚組織將變成喪失起碼善惡觀念的執行機器。這套高度理性化的社會機制，既能完成前所未有的社會動員，也能把普通人變成冷漠的唯命是從的劊子手。當官僚機器以滅絕異己為目標時，大眾就變成殺人機器上的螺絲釘。
君不見，二戰前夕的德國，曾經是工業發達、知識普及和文化出眾的國家，是路德、康得、歌德和貝多芬的故鄉，希特勒的上臺執政也是來自政治上的民主選舉；冷戰時期的前蘇聯，其尖端的航太技術和核武庫並不比美國遜色，甚至在某些方面領先於美國；即便是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一窮二白且餓死了幾千萬人的中國，經歷過三反五反、反胡風、反右、文革等人權大災難的中國，也能建立起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更能有「兩彈一星」的高科技成就，成為核俱樂部和航太俱樂部的極少數成員國之一。然而，也是在這些國家中，發達的科技、工業和文化，現代政黨制度和民主選舉，高效率的官僚管理機構和絕對效忠於極權者的大小官員，統統服務於實施邪惡統治和瘋狂屠殺的暴政。法西斯極權對人類發動整體性戰爭。總體性的共產極權國家對自己的人民進行一場總體戰爭。極權者的傑作就是堆滿白骨的奧茨維辛和古拉格。特別是共產極權的統治長達半個多世紀，以再造共產新人的試驗為號召，在世界範圍內實施國家恐怖主義的統治，在歐洲的前蘇聯和東歐諸國，在亞洲的朝鮮、越南、柬埔寨、緬甸，在美洲的古巴……不僅是針對平民的大規模的鎮壓和屠殺，而且是全面的經濟破壞和道德廢墟。這絕非科學技術和工業體系本身的錯誤，而是迷失了道德方向且喪失道德感的悲劇。
再看文革之後的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令世界驚奇，技術的進步也已經進入互聯網和航太的時代，人們的物質生活水準也進入溫飽，極少數暴發戶更是窮奢極欲。但中國在道德上仍然是政治獨裁的野蠻國家。官權的肆無忌憚和民權的匱乏軟弱，導致了權貴們剝奪弱勢群體和掠奪社會財富；恐怖和謊言的雙重毒化，造成大陸中國的道德淪喪，誠信匱乏、口是心非、同情心萎縮和正義感滑坡……使政治腐敗變成官場的通病，使犬儒化變成大陸人的普遍精神特徵；獨裁者對民意的敵視和對民權的毫無尊重，導致了「6．4」大屠殺、鎮壓法輪功、不斷的文字獄和言論管制……人權災難。
所以，科技和經濟的進步是否能夠改善人類的生存質量，關鍵在於人類在道義上及其政治制度上的抉擇是否與之同步。只有正確的道德及其真理才能為政治政治提供為善的正當性和不可戰勝的力量。
再看當下的兩岸關係。
從台灣的角度看，中國100多年的現代化努力在台灣所創造的經濟奇跡和政治奇跡，使華人所居住的一個島嶼成為舉世矚目的自由、民主、富裕的社會，並因而得到世人的驚嘆和尊敬，也得到了以美國為首的自由聯盟的支持。台灣經驗為欠發達國家、特別是為大陸中國提供了怎樣走向制度現代化的成功示範，有力地駁斥了中國人不適於民主的「國情特殊論」和「文化決定論」。現在，台灣的民主政治已經結束了一黨獨大的不健康局面，開始了政黨輪替的新階段。多黨政治的內部紛爭再激烈，也能夠通過和平、法治的方式來平息。全世界的華人終於可以期盼自己的第1個多黨政治時代的到來，標誌著台灣的民主政治正在走向健全──在有著幾千年帝制傳統的中國，在黨國體制統治了半個多世紀的的台灣，也在大陸的13億人仍然屈從於一黨獨裁的悲劇下，台灣現在取得的民主成就實在來之不易，值得所有的中國人珍惜。
但是，就現實而論，「台獨」決不是台灣人自我珍惜的最佳選擇。因為，北京政權畢竟還擁有實力上的和國際法上的優勢：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仍然承認「只有一個中國」。如果台灣現政府在兩岸關係的處理上，僅僅把「國共之爭」轉化為「統獨之爭」，正好迎合北京政權應對國際壓力而維護一黨獨裁的慣用手法，即把「自由與獨裁」的制度之爭轉化為「干預與反干預」的民族之爭，那無疑是民進黨政府的最大失敗。
現在，既然大陸政權承諾「在一個中國的原則前提下，什麼都可以談」，台灣政府就可以用承認「一中原則」來交換大陸放棄「一國兩制」模式和武力威脅，而接受「民主的和平統一原則」。兩岸統一的時間表就是大陸的經濟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時間表。也就是說，只有大陸莊嚴地承諾進行真正的政治改革，台灣才承諾「一中原則」下的統一。民主的和平統一應該是台灣重開兩岸談判的底線。如果一個只有2,300萬人口的島嶼，能夠利用統一的契機促成有13億人口的大陸社會的民主轉型，那不僅是對中華民族的、也是對人類文明的史無前例的偉大貢獻。
從大陸的角度講，歷盡內憂外患（主要是內憂）的大陸中國人，好不容易進入改革開放的時代，所處的國際環境也是100多年來最好的，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遇的最優選擇，不是追求以武力威脅為手段，在短期內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台灣，而是以台灣經驗為中國人的驕傲和典範，集中全部精力從事本身的經濟及政治改革。既然對台灣的任何讓步都是「讓步給中國人」（朱鎔基語），既然台灣的民意是民主式的和平統一，那麼，放棄「一國兩制」的鄧小平模式，接受台灣提出的「民主統一」模式，恰恰證明瞭中共現政權不同以往政權的高瞻遠矚之處。
現在，阿扁的不排除在民主制度的基礎上與大陸統一的宣示，已經把球踢到給了北京政權。大陸當局應該認清：「一國兩制」能夠用於香港和澳門，只因為那是收回殖民地而已，主要由中英、中葡兩國政府來操作，而基本排除了港澳的民意參與，所以沒有太多可以還價的餘地。但把「一國兩制」用於台灣這個國共內戰的遺留問題，就很是文不對題、強人所難了。國民黨退居台灣後，中國分裂成兩個政權是已然的客觀事實。台灣幾乎是在與大陸完全隔絕的環境下，自主地生存、發展了50年，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和政治奇跡，如今又進入了政黨輪替的民主政治的新時期。台灣人太知道生活在沒有自由的專制制度之下的痛苦，太珍惜靠著幾十年的流血犧牲所爭取到的自由和富足，他們怎麼可能接受一個專制政權的統治──哪怕僅僅是形式上的統治！鄧小平本以為是寬大為懷的「一國兩制」，香港人和澳門人的接受已經實屬無奈（因為這種統一並沒有徵求港澳的民意，只是中英、中葡政府之間的決定），更何況已經自主生活了半個多世紀的台灣人了。
實際上，「一國兩制」是鄧小平面對社會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失敗的事實而不得不做出的無奈選擇，等於他已經承認社會主義失去了吸引力，大陸的統治模式無法強加於港、澳，只能在實質上放棄制度性的政治強求，以換取在面子上的民族統一。這種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的讓步和妥協，本身就是制度失敗的結果。那麼，面對蘇東劇變、冷戰結束的社會主義全面失敗的國際大趨勢，面對阿富汗、伊拉克、巴勒斯坦等地的成功大選，面對自主地完成了由威權政治向民主政治的成功轉型的台灣，中共現政權為什麼就不能尊重現實、順應民意和歷史潮流，放棄「一國兩制」而實施「一國良制」呢？
如果大陸政權不想讓台灣無限期地拖延和平統一的談判，那麼大陸政府也不能無限期地拖延政治民主化改革。所以，大陸當局最明智的選擇就是放棄鄧小平的「一國兩制」，接受台灣所提出的「民主統一」的對等談判，把「兩制」刪除，只留下「一國」。也就是大陸政權放棄「一國兩制」，而接受台灣的「民主統一的原則」，以換取台灣政府放棄「台獨」而接受大陸的「一中原則」。換言之，大陸政權應該以和平統一的誠意來感召對方，而不是用武力威懾來恫嚇對方；以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的雙重成就來吸引對方，而不是用「一國兩制」來強制對方。如果雙方能夠在「民主的和平統一」的基礎上對等談判，我相信用不了50年，統一大業就會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如果這樣，大陸的現行執政者就既在兩岸民眾和國際社會之中贏得了道義上的合法性，又完成了中國的民主化和統一大業。可以說，誰有魄力完成這種「民主的和平統一」，誰就是開創中國曆史新紀元的功德無量且名垂青史的偉人。
道義的責任和現實的要求都指向一個目標──兩岸問題的最終解決：和平是唯一的選擇，民主是最佳的前提。
對此，兩岸都應該懷有充分的信心和足夠的耐心與善意。有堅定的信心才會有從容的耐心和善意。無論中共現政權能否完成民主統一的事業，歷史的潮流所預示的中華民族的最佳未來只能是：今日的台灣就是明日的大陸。（2005年3月2日於北京家中）
（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
【2005-03-02 大紀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