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是平的」書中，作者寫道：「革命總在社會已改善，對許多人而言卻不夠快的時候發生。」這句話精確地捉住了社會人心的微妙之處。在威權時代，反而不會醞釀出對檢察官的不滿，因為對檢察官根本沒有期待可能性。今時今刻，從羈押陳哲男、趙建銘等等作為以觀，檢察官表現雖大有改善，但放在民主社會來看，卻顯得「不夠快」。這是社會壓力不減反增的原因。
或有檢察官質疑，為何十多年前不見筆者質疑檢察官呢？除了無期待可能性，必須承認，是因為當時筆者較關心其他的事務，而未將心思放在檢察改革的問題上。這些年來，由於心境的轉變，加上時代的變化，我漸漸體會，人必須對「生命之心」負責，即說即做，不容等待。而如果「質疑太晚」是「學長」不對的地方，不正也是對各位法界學弟妹的一個教訓嗎？生命瞬息即過，言所當言，為所當為，不要給自己等待的藉口。
檢察官們辦案的辛勞，人民都可以感受到，也很肯定。但辛勞並不能，也不應影響對於弊案的偵辦態度。若遇到不當壓力，或者由於沒兵沒資源，又得不到調查單位的配合的話，檢察官也不能因此屈服，一方面要另尋一切可用資源；二方面，則要勇敢站出來指陳不當壓力與消極不配合的情事，訴諸公意，讓人民成為後盾，不能鄉愿相護。若仍不可為，甚至應罷官去職，刺激檢察制度的改革進步。只有這樣，檢察機關才可能贏得獨立辦案的空間。
台灣現正僵持在藍綠對立中動彈不得，很大的原因，在於檢察系統並沒扮演好「有公信力的保險閥」的角色。如果檢察官的偵查可昭公信，人民就不必在街頭上對立叫罵。
每個國家都會有弊案，就算美國也一樣，但美國不怕弊案，因為他們有成熟的司法檢察體系，有一群真心捍守正義的法律人把關。當美國出現了像尼克森一樣濫權的總統，就會有像理察森這樣的檢察總長對總統說不，就會有像考克斯這樣的特別檢察官鍥而不捨地追查弊案。當美國發生了震驚世界的恩龍案，也同時會有像紐約州檢察長史匹哲這樣的檢察官出來清掃敗類。誠如國民黨主席馬英九所言，政權是不斷輪替的。檢察官必須獨立於這些不斷輪替的政權之外，不能為任何特定的政權服務，而應勇於代替人民監督執政者。
最後，近來的弊案，固然牽動了社會對檢察官的信心危機，但這也是檢察官樹立偵案典範、切斷不當行政干擾的最佳機會。台灣能否弊絕風清，不在於出多少個聖賢政治家，而在擁有多少個為正義守門的檢察官。希望生氣的檢察官們能體會社會對大家的期待有多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