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飛鵬先生撰文〈現在的年改方案，僅是頭痛醫頭！〉認為，退撫基金預計在2031年破產，年改會的版本延後至2044年。何文認為要更大刀闊斧：「退休薪資5萬元以下，改革後的所得替代率6成；薪資5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者，改革後的所得替代率5成5；薪資10萬元以上者，改革後的所得替代率5成；最低保障薪資3萬元」，讓年金的破產時間延到2051年。2051年，「所有的不足之數，全數由政府概括承受。」
何先生努力提出年改版本的用心讓人尊敬，但卻也同時引起了筆者的好奇。既然還是會破產，而破產後所不足數要由政府概括承受，那麼，為什麼政府要到2051年承受，而不是2031年後或2044年後，就開始承受？
又或者，退撫基金在必然會破產的算式中（差別只是何時），也許正顯示，破產與否，並不是問題的全部。在年改議題上，存在更多複雜性。
《公務人員撫卹法》第15條規定，「公務人員撫卹金，應由政府與公務人員共同撥繳費用建立之退撫基金支給，並由政府負最後支給保證責任。」既然是政府負最後的支給責任，只要政府不破產，退撫基金也就不會破產，而從「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在蚊子的嗡嗡聲中，仍可以舉債8800億，「核四」可以把4000億的建設經費丟到水裡來看，許多政府浪費的錢加起來其實遠大於退撫基金的缺口。
換句話說，問題未必在「破產」而在「分配」，目前公務員退休金，是否增加了其他群體的「相對剝奪感」，引起「分配不正義」，才是重心。我認為，年金改革不宜變成「喊價」，在給公務員退休金0元到依現狀不變的光譜線上，大家要切哪一塊、比看誰下手較重。
講理，政府是雇主，軍公教是員工，而「退撫基金」是雇主與員工所簽訂的契約，怎麼可以因為其他原因，而讓雇主有正當性背信毀諾？這即是基本的信賴保護原則。但是「違反信賴保護」的事情，也並不是沒有出現過。在釋字第400號中，大法官解釋了，人民之私有土地，已經成為既成道路無法使用，但是政府卻不予以徵收補償，豈不是人民之財產權受到侵害嗎？這樣的道理大法官是了解的，但是地方政府財源困難的現實面也無法忽略，因此大法官說：「各級政府如因經費困難，不能對上述道路全面徵收補償，有關機關亦應訂定期限籌措財源逐年辦理或以他法補償…。」
換句話說，政府應該還，但是沒錢還，於是只好慢慢還，或者用別的方式還（不還）等。同樣，雖然政府對公務員有「信賴保護」的責任，但卻不是絕對。在年金制度上，除了「信賴保護」外，也要考量「國家財政」、「分配正義」等因素。所以，關鍵或許並不在於「多少年後破產」，而是應由社會各界（特別是納稅人）一起來討論，給予退休公務員多少幅度的保障，可以既保障文官體系戮力從公的誘因，而也符合社會對分配正義的期待。
退休應該回歸簡單的生活，子女皆已成人，經濟所需有限，不需要拿在職時的薪資比較。在有尊嚴的退休生活基本所需的前提下，基金不足之數則全部由政府（事實上是納稅人）負擔，因為這本就是政府要負擔的「最後支給保證責任」。
而下一世代的公務員，既然出生率難以預測，則應採用「個人帳戶」的提撥制，繳多少領多少，誰也不用負擔誰，由在職公務員與政府（雇主）協力「足額」提撥，往後可以領取自己年輕時存下的退休金，過有尊嚴的退休生活。
而退撫基金的投資也應該有最低報酬率的保障（如略高於定存）。既然政府經常將退撫基金作為政策性運用（例如股市護盤），那麼投資結果超過最低報酬率，當然應該歸於基金；但若不足最低報酬率，則由政府補足，畢竟這是政府為政策目的所付出之代價。
最後，政府也必須盡力撙節，量入為出、錢花在刀口上，這是財務管理的不二法門；否則，一方面舉債8800億，作執政縣市輔選之用，一方面卻又跟軍公教說沒錢，這怎麼讓人信服呢？又特別是也無實質效益可言的武器採購，既無助於幫助台灣打贏戰爭，又排擠了如此多的資源，還不應該放棄嗎？
如果政府自己都不把錢當錢，苛公務員荷包，又如何讓公務員和納稅人心服口服？
（作者陳長文，為法學教授、律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