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組成打詐國家隊，強調政府打詐決心，然檢察官卻認為打詐國家隊不切實際，呼籲應正視詐欺案量過大，司法已然癱瘓；據報載，全台去年刑事案件有75萬件，依檢察官約1200人計算，平均1名檢察官要處理高達625件案子，工作量負載過重，導致偵查難以細緻。
然而網路世代詐欺案件中，詐欺集團冒用他人個資（如電話號碼）遂行詐欺容易，故在無暇仔細釐清案情之現實下，檢察官誤將無辜民眾（在檢方做成不起訴處分決定前）列為被告進行調查之情況甚為常見。如基隆地檢署前檢察長余麗貞曾公開提及，於偵查遊戲點數詐欺過程中，有高達9成5以上被告是無辜民眾，司法機關追緝詐欺卻找錯人之比例之高，可見一斑。
對於上述情形，筆者有以下反思：
一、政府應瞭解刑事偵查對人民當然造成威嚇，而政府應保障人民「免於恐懼之自由」。
司法機關追緝詐欺卻敲錯門之情形既大量發生，任何人（包括未入社會的學生）均有可能收到將其指為「被告」的刑事傳票。惟無辜民眾除滿頭霧水外，應訊時面對代表公權力的檢察官、不確定的法律程序，再聽聞檢察官告知「得保持緘默」、「得選任辯護人」等嚴肅（雖然立意良善－保護被告人權）之開場白，實無法不產生恐懼。實務上亦可見偵查中人民遭警察上銬訊問，於起訴後法院判決無罪之案例，彰顯檢警吃力不討好，也難免讓人民對司法困惑甚至喪失信心。
中華民國自詡民主法治國家，保障人民免於恐懼是政府最低責任。其實，我國從解嚴迄今已逾30年，經歷如釋字第392號、第654號、第737號解釋及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理應於人權保障上超前進步，但對於偵查中民眾免於恐懼之自由仍乏基本的同理心，可見從「法制到法治」的蹉跎！
二、對民眾受到錯誤偵查騷擾，行政院（特別是法務部及內政部）有責任提出改善方案。
刑事偵查對無辜民眾必是額外負擔，政府自應高度節制，不應輕忽錯誤產生。政府面對詐欺案導致大量錯誤調查，有責任整理常見錯誤樣態，協助檢察官區辨涉案民眾嫌疑高低，尤其「罪疑為輕」為法治國家基本原則，對於涉案民眾嫌疑顯然極低之情形，政策上應鼓勵檢察官「寧縱勿枉」，降低或免除不必要之傳訊，直接作成不起訴處分，協助無辜民眾早日脫離法律程序侵擾。同理，我國刑事訴訟亦肯認「微罪不舉」，故對於金額微小、本質上傾向當事人間債務糾紛的案件，未必需要國家介入，制度上可考慮避免浪費刑事司法資源，由涉及爭議的民眾自行依民事途徑求償。
三、保障民眾免於恐懼可始於跬步；政府對偵查中造成民眾負擔之問題應積極解決，必有助成就令人驕傲的法律產業。
法治革新並不容易，但可自容易處開始，譬如：詐欺案中冒名情形嚴重，檢察官可否避免將民眾指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改為先請民眾作為「證人」協助說明？請民眾協助調查，檢察官可否主動支付日、旅費，不待民眾請求？刑事傳票教示民眾選任「辯護人」，惟此用語艱澀，何不直接告知可委任律師？調查局迄今仍要求民眾須蓋手印或印章，何不能改用簽名替代（況簽名與印章於法律上本具同等效力），並勇於放棄要求民眾蓋手印之「封建」陋習？
若刑事司法對偵查中民眾權益缺乏慎重，又如何能建立值得國人驕傲的法律產業？！筆者對我國法治愛深責切，鼓勵刑事司法能持續進步。遏制犯罪雖不容懈怠，惟俗諺對司法所期許之「勿枉勿縱」，如不易得兼，「勿枉」應優先於「勿縱」。總之，法律人（特別身在公門者）應求索良善制度，創建值得驕傲之刑事法治。
（作者：陳長文法學教授，文大中律師）
中國時報 2023年8月21日
原文 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30820002910-262104?chdt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