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民眾黨創黨主席柯文哲探視一對罹患夏柯－馬利－杜斯氏症（CMT）的姐弟，並表示：「如果我國真的重視生命，就不該只關心如何延長，也要誠實思考如何善終。」蓋此罕見疾病將使患者神經退化，進而喪失四肢功能，而影片中48歲的弟弟即不願再承受此病痛，並於日前赴瑞士接受安樂死。
然而，尊嚴善終之需求絕非個案，這不禁令筆者深思，何以直到今日（2026年已過半），我國人民仍須遠赴異鄉，始能尋得生命最後的自主？爰提出以下建議：
一、外國法制的啟發，我國人民的生命自主決定權仍不足。
迄今，法制上容許「主動安樂死」（醫生為病人施打致命藥物）或「協助自殺」（醫生提供致命藥物，病人自行服用）的國家計有荷蘭、比利時、盧森堡、西班牙、德國、瑞士、加拿大、奧地利、紐西蘭與烏拉圭等10國，以及美國9個州、澳洲2個聯邦州。
我國雖於2000年制定《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更在前國民黨立委楊玉欣本於對自身病痛的體會下，於2015年成功推動《病人自主權利法》的制定；惟11年後的今天，病患之權利仍停留在「拒絕治療」，而無從「自主」脫離病痛的折磨，誠屬醫療未竟之改革。
二、國家負有保障人民善終之責，不應讓人民求助無門。
《禮運大同篇》有云：「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由此可見，使受盡病痛折磨者得以體面離世，係「大同社會」不可迴避之課題。
然而，無論外國或我國，卻屢見跋涉異鄉，只為求善終之案例。如罹患末期腦癌的梅納德（Brittany Maynard）女士，其故鄉加州在2014年時未有尊嚴死的制度，迫使其轉赴奧勒岡州以求善終；而我國知名體育主播傅達仁，因罹患末期胰臟癌，「毅然」於多年前遠走瑞士結束生命。
不過，上述兩者不同的是，加州於梅納德離世隔年便通過《臨終選擇法》（End of Life Option Act）。反觀我國，不僅前衛福部長薛瑞元表示：「安樂死違背醫學倫理、違背醫師誓詞」，現任部長石崇良亦謂：「主動安樂死，與醫療專業救人的核心價值有所衝突」。可見官員仍拘泥西元前5世紀起源的醫師誓詞，全然漠視時代變遷，導致至今生命終章的安寧對形銷骨立之患者仍屬奢求，這樣的政府首長，難謂已履行保障病人「尊嚴」之基本關懷，亦缺乏「超國界法」之格局。
三、結論：高科技國之外，人權保障亦不容落於人後。
我國近日已成為全球第5大股票市場，官員多自喜於經濟表象，卻忽視潛藏的「政府治理」漏洞，實難稱為具改革遠見的政治家。
筆者須指出，在資訊流通、醫療發達的現代社會，會選擇踏上尊嚴死一途者，多係充分理解病況、權衡生命價值與人格尊嚴後之不得已決定。此際，醫師即不應再固守陳舊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誓言中雖謂「我將要盡可能地維護人的生命」，然而，醫師應認識到尊嚴死絕非殺人，而是「救助求其生而不可得」的病者，此乃「視病猶親」之謂也！能成全善終，方為醫者仁心之真正體現。
因此，衛福部的長官（包括賴總統）應加速研擬修法。蓋衛福部身為醫療政策最高主管機關，若仍囿於過時倫理觀而裹足不前，無異將國家責任轉嫁予個人，使我國人權保障與醫療法制進程落後於世界民主法治國家。
最後，正如唐獎第7屆法治獎得主Bruce Ackerman教授所言，公民社會是主導憲法，乃至各種法律變遷的堅實力量，且法律人更應跳脫既存框架，不受法律字句所縛。是以，筆者堅信，若各產業（特別是法律產業）的有志之士們能一齊登高一呼，想必能令尊嚴死早日立法制度化，唯有如此，方能真正體現成熟法治社會對生命之尊重。
【2026/07/06 中國時報】（作者：陳長文 法律產業資深律師）
https://www.chinatimes.com/opinion/20260705002515-262104?chdt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