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人手執權柄，本該戒慎恐懼，尤以檢察官為最，既要「摘奸發伏」，又須恪遵「無罪推定」等客觀義務，分際拿捏不易。然而《刑法》第125條自民國23年制定迄今90餘年未曾修正，其第1項第3款規定：「明知為無罪之人，而使其受追訴或處罰…」乃針對瀆職之檢察官及法官而設，但實際上受罰者寥寥可數。筆者對法律產業愛深責切，爰提以下觀察：
一、「明知」要件高不可攀，《刑法》第125條淪為濫訴遮羞布。
檢察官只要在具備一定「基礎事實」下起訴，實務向來認為不構成「明知」之要件，縱偵查有重大疏漏亦然。此觀蔡秋明檢察官承辦之涉外軍購案即明，遭羈押起訴之雷學明將軍等5人終獲無罪，卻未見檢察體系有人受懲。
以歷時20年之馬前總統三中案為例，先經特偵組8年偵查以「行政簽結」，嗣遭北檢重啟起訴，一、二審均無罪，檢察官仍上訴，至最高法院駁回始告確定。即便「明知」要件狹隘，難道仍毫無違犯濫權追訴罪之可能？！
筆者非謂未獲有罪判決之起訴即屬濫權，然若連兩審無罪仍執意上訴，檢察官毫無自省，其入人於罪之心與「明知」無異，否則本罪幾無適用可能。試問檢察體系，乃至重啟此案的邢泰釗前檢察總長，可有答案？「明知」固不能擴張至過失，但負客觀性義務之檢察官，因重大過失而濫權追訴人民豈能無責？實有檢討必要。
二、人民不能對瀆職司法官自訴，第125條保障了誰？
第125條列於瀆職罪章，所保障者為國家司法權之正當行使。實務向來認為直接被害者為國家，人民縱受害亦僅屬間接「反射效果」而不得自訴。但事實上濫權追訴對人民之耗損本不亞於國家。因此該實務見解曾遭聲請釋憲未果，詹森林大法官於不同意見書指出，保護法益與直接被害人毋須一致，應視其權利是否因犯罪直接受侵害而定。同屬保護國家法益之誣告罪，被誣告者得自訴，而遭濫權追訴者卻不得自訴，實難自圓其說。
實則，究責與否仍繫於檢察體系是否追訴同袍，與訴願由原機關自審其處分無異，難免「自己人審查自己人」之譏。「檢察一體」不應只有權力一體，更應有監督與責任一體；面對同袍濫權，應有如陳宏達檢察官路見不平之風骨。對檢察官而言或許只是案件一樁，但對遭濫權追訴者，卻是僅此一次的人生。
三、走不出封建法制陰霾，修法怠惰至此令人遺憾。
其實，現行《刑法》幾乎原封不動承自民國17年舊《刑法》第133條，再上溯民國元年《暫行新刑律》與《大清新刑律》，相關規定取自日本而間接繼受德國。清末修律的動機之一，正是「修律以收回領事裁判權」，亦即唯有與列強「改同一律」，始能寄望撤廢租界與領事裁判。當時的立法堪稱急就章，重在對外交代。90年後的今天，租界早成歷史，條文卻仍被奉為圭臬。
法制封建遺毒不只一處。民國20年司法院院字第533號解釋認未經認許外國法人不得自訴，民國71年美商蘋果電腦公司即因此被拒於門外。《公司法》雖已於107年廢除認許，民國18年制定的《民法總則施行法》第12條規定：「未經認許之外國法人即無權利能力」卻仍屹立不搖；又如《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74條仍否定大陸地區民事判決之既判力，不僅徒增訟累也與「一事不再理」（res judicata）的基本要求背道而馳。法治怠惰至此，主管機關豈不汗顏？！
中華民國從法制邁向法治，已然為山九仞，不應容許檢察官有權無責，更不該將帝制與租界時代的匆忙立法視為理所當然。當濫權追訴無人究責，本應保障人民之司法，反使人民陷入訟累與不安。謹盼刑事法學界、法務部、司法院及行政院具法學背景之政務委員盡速研議修法，填補「明知」以外之責任漏洞，否則法治缺漏還要等幾個90年？！
【2026/08/17 中國時報】（作者：陳長文 法律產業資深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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