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建設

  我對拉法葉案的感觸尤深。 二○○六年七月，筆者曾被檢察官以證人身分，就郭姓退役軍官貪瀆案傳喚。檢察官問我協助軍方與法方簽訂合約過程中，是否聽聞過佣金、以及採購金額有無浮報等問題。其實，這個問題反映一般人對律師角色的誤解。事實上，律師秉其法律知識，協助客戶擬訂合約、保障權益，這是律師的專業職責，但律師不是議價專家，更不是當事人（政府官員）。換言之，採購金額如何訂定、實際上有無佣金給付、買賣標的物是否妥適等問題，律師沒有那樣的專業、需要及正當性去過問。法律與採購是不同的專業，如果關於採購金額、採購決策的問題，我「答得出來」，就表示我是個未堅守專業本分的律師。 其實，包括拉法葉等軍購案...

      「革命總在社會已改善，對許多人而言卻不夠快的時候發生。」 -美國知名作家　湯瑪斯‧佛里曼（Thomas L. Friedman） 在威權時代，檢察官承受極大政治壓力的時候，台灣還曾出過一位「奉命不上訴」的檢察官，留為美談（剛好與在拉法葉案中「奉命起訴」的檢察官們，形成強烈對比）。 奉命不上訴的黃向堅  五十年前，南投縣長涉及貪汙被起訴，一審獲判無罪後，承辦檢察官黃向堅準備上訴第二審，卻遭到上級首席檢察官的施壓阻擾，黃向堅一怒，乾脆直接在公文上以反諷的意思明白寫道：「奉命不上訴。」這個舉動引起軒然大波。由於引來媒體關注，首席檢察長遂不敢再予阻攔，黃向堅才...

馬英九特別費案紛擾年餘，讓原來被賦予打貪重任的「特偵組」幾乎作廢，讓在國務機要費案中好不容易建立起的檢察公信也應聲倒地。更讓人感慨的是從馬英九特別費案爆發後，法界、輿論呼籲檢方統一特別費案法律見解的呼聲從未間斷，然檢察機關卻置若罔聞，不理不睬，這一齣鬧劇喧騰至今，怯懦無為的檢察首長們應負最大責任。 特別費案從開始到今天，檢方至少有五次統一法律見解的機會。第一次是在前年特別費案爆發之時，當時即有輿論認為，特別費案牽連株廣，馬英九並非個案，應先在檢方內部求得一致的標準，不宜率而先將馬英九起訴，避免出現標準不一，起不起訴憑運氣的情形；台南地檢署由於手上也有許添財、許陽明特別費案待辦，因此急欲和北檢協...

馬英九對侯寬仁製作筆錄不實提出告訴，筆者並與馬英九聯名告發沈明倫等檢察官在陳雨鑫案濫權不追訴後，沈明倫檢察官以德國法學家耶林著名的文章「法律的鬥爭」來「自況心境」，乍聞之，筆者只有「啞然失笑」四字可以形容，如果耶林在世，甚至會感到憤怒吧。 在耶林所寫的「法律的鬥爭」中鏗鏘地表示：「法律能夠存在，乃依靠人們對於不法，肯作勇敢的反抗，若因畏懼而至逃避，這是世上最卑鄙的行為。我敢堅決主張，吾人遇到權利受到損害，應投身於鬥爭出來反抗。此種反抗乃是每個人的義務。」 我不知沈檢察官讀耶林這段話時，心中可有絲毫羞愧？耶林的擲地之聲，可不是叫那些被檢察官以違反正義方式侵害權益的人噤聲不語，而正是呼籲所有人，遇...

    馬英九先生以「被害人」身分對侯寬仁在特別費案中的製作不實筆錄惡行涉及刑法第213條「公文書不實登載罪」的部分，提出告訴，並委任長文等為告訴代理人；馬英九也同時和長文以兩位關心檢察正義的公民身分，聯名對侯寬仁、周士榆、沈明倫三人涉及刑法第125條第1項第3款之「公務員濫權不追訴罪」進行告發。這二部分的犯罪事實，已在告訴狀和告發狀中敘明，於茲不贅。 為什麼要對侯檢察官等人進行告訴與告發呢？理由很簡單，有過當懲，有罪當罰，如是而已。而最有責任在這兩個案件上，揭過舉罪的人，就是既為受害當事人，復為總統參選人的法律政治人馬英九。 如同馬英九在二審無罪的聲明中所說的：「這一切的...

轉自：臺大校友雙月刊 我們這一班1 1967年法律學系的我們這一班 文•照片提供／陳映雪   我們是1967年畢業於臺大法律系法學組的一班，班上同學原來有63人，後來由於轉入與轉出的緣故，我也無法確知真正的成員，但這並不影響我們班上同學彼此的「心心相愛」。 「心心相愛」是我們班上畢業32年與40年紀念專輯的刊名，選定這個名稱的導因有二。本班自1979年起，30年來，每年都固定有2天1夜的聚會。去年越 南之行4天3夜，今年高雄之行3天2夜，2001年綠島之行因遇颱風來襲被迫滯留，也多了一天一夜。參加人數計有26~160人不等，全國走透透，同學都 很珍惜相聚時刻，實質上是心心相愛的。 「...

最近，當大家把焦點放在教育部主秘一天比一天嗆辣的惡言惡語，痛心於堂堂教育部官員竟成為最負面的教育示範時，其實，身為法律人的筆者，看到的則是對「法治國」的侮辱，看到的是「依法行政」這個公務員最重要的倫理準則成了笑話，更感慨頂著「德國法學博士」的官員加深社會近年來對法律人本已不佳的評價，作出了最壞的法律人示範。特別是李登輝前總統痛責，行政濫權已是台灣最大威脅之一，法律人主政濫權更是可恥。這句話對法律人而言，不論你喜不喜歡李前總統，大概都只有低頭慚愧。如果我們把目光投射到台灣近來法治崩壞的危機時，應該會覺得，其實立法者、律師或法官的角色，在促進法治的功能上，可能都比不上為數眾多的公務員重要。誠如筆者...

    中國一直沒有西方的法治傳統－這個觀念在晚清隨著西方列強的「艦砲外交」才引進，當時各國紛紛在中國境內行使治外法權。列強想和中國從事貿易，卻發現中國連最原始的司法制度都沒有，更別提規範商業行為的法條了。於是，他們選擇在中國境內建立自己的司法制度。在中華民國成立、不平等條約廢止後，西方的司法體系及民商法架構在1920年代晚期到1930年代早期逐漸成形。但這些徒具形式的制度，在日本入侵及國共內戰的影響下，始終無法扎根。 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後，由於實施戒嚴，司法運作仍難以正常。戒嚴一直維持到1987年才被取消。解嚴之後的20年間，法治可有長足進步？答案是肯定的，但同時也很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