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討會】國際法人才培育─現代國際法與超國界法論壇

【現代國際法與超國界法論壇─國際法人才培育】

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14 樓貴賓廳

主持人:陳長文(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常務理事)

與談人:錢 復(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常務理事)

孔傑榮教授Professor Jerome A. Cohen

蘇永欽(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常務理事)

董保城(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兼任教授)

徐慧怡(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理事)

Read more

走出法律人的「本位謬誤」,養成超越法律的哲學辯證思維

 

各位會員先進大家好:

由於每年一度的理律盃模擬法庭辯論比賽,我都要「應景」地提供一篇文章,這一期電子報的理事長的話,我想就轉載今年我對理律盃所寫的一篇文章,分享給各位會員先進。

不知是幸還是不幸,調侃法律人的笑話或文章,從有「法律人」這個職業別後,大概就從沒有斷過,一、二年前,我聽過一個很有趣的笑話,把各型各樣的法律人包括律師、法官、檢察官、法學教授,都調侃了一遍。而這個「笑話」的重點,不僅在於好笑,更是在於他還相當「傳神」,真的把不同角色的法律人特質,維妙維肖地全部蒐羅在同一個故事之中。我還特別把這個笑話作了一點改編,當作去年我和我的學生出版的新書《法律人,你為什麼不爭氣》的引言。我再把這個可能已經有不少同學聽過的笑話拿出來,在理律盃模擬法庭辯論賽舉辦前,分享給大家。

話說以前有一對苦難兄弟,有一天他們倆兄弟突發奇想玩熱氣球,於是他們就飛上天啦,可是上了天以後才發現,他們不知道怎麼降落,氣球就一直飛,飛到一個大草原。苦難兄弟在氣球上看到下面有一個人正在騎馬奔馳,就在氣球上大喊:

「下面的人呀,我們現在在哪裡?」

那人於是回答:「上面的人呀,你們在熱氣球上!」接著就騎馬跑掉了。

苦難弟就問苦難哥了:「哥‧,那個人是誰呀?」

苦難哥語重心長的回答:「那個人一定是個律師,說的話都對,但是一點用也沒有!」

氣球又繼續飛啦,這時候他們又看到有個人在草原上騎馬。

這次苦難兄弟學聰明了,他們大喊:「下面的人呀,我們要怎麼降落?」

那人回答:「上面的人呀,你們把繩索割斷就能降落了!」接著就跑掉了。

苦難弟又問:「哥‧,那個人是誰呀?」

苦難哥語重心長的回答:「那個人一定是個法官,雖然他能解決問題,但是絕對不管你死活!」

氣球繼續飛著,兄弟倆看到天上出現了另一個熱氣球,氣球上有另一個人也正苦於無法降落,一問之下原來是總統先生。這時,草原上又出現了一位騎馬的人,兄弟倆還沒來得及開口呼救,那個人立刻掏出手搶對著兄弟射擊,並大罵:

「在禁航區裡飛熱氣球!還不給我滾下來!」還好一陣強風刮起,兄弟倆的熱氣球被吹高了幾公尺,那人幾槍都沒射中。

正當兄弟倆為另一位困在熱氣球上的總統先生擔心時,卻看到騎馬的人恭敬地下了馬,掏出了另一把拋繩槍,努力地勾射總統的熱氣球,好不容易勾中了熱氣球,那人用盡力氣,把總統先生拉回了地面。

苦難弟問:「哥‧,這個人又是誰啊?」

苦難哥語重心長地答道:「這個人一定是檢察官,他解決問題的方法有時酷厲、有時溫馴,完全得看對象的身分。」

氣球仍然繼續飛,飛到後來沒瓦斯了,氣球就慢慢的降落,眼看就要摔到一個懸崖裡,哥哥眼明手快,從氣球裡面跳了出來,可是弟弟卻跟熱氣球一起掉到懸崖下了,這時候旁邊正好也有一個人騎著馬過來,哥哥就向他求救了。

這人不疾不徐的回答:「這個懸崖不深,我可以教你弟弟怎麼爬上來。」

有三個辦法:

A、左手右腳,右手左腳的爬;B、左手左腳,右手右腳的爬;C、左手右手、左腳右腳的爬。

正當這個人還在跟苦難哥分析三種爬法的時候,弟弟已經用第一種辦法爬了上來,這個人一看就很生氣的跑過去,一腳把苦難弟踹下懸崖,還大喊:

「B的辦法才是多數人用的辦法,你給我重來!」

苦難弟只好心不甘情不願的用B的方法爬上來,那個人才心滿意足的離開。

苦難弟又問啦:「哥‧,那個人是誰呀?」

苦難哥,再一次語重心長的回答:「那個人一定是法律系的教授,雖然每種方法都能用,但是你不用他的方法你就該死!」

看完以上的笑話,我一方面不由莞爾,另一方面卻又感到頗為無奈,笑話歸笑話,但其中卻精確地點出了許多法律人的盲點。

其實,這些盲點,嚴格來說,都有其共通之處,也就是都太過執著於「本位」,而沒有辦法站在更宏觀的位置思考法律工作的意義,而陷在微觀的角色裡走不出來。

讓我們拉回理律盃來討論。理律盃本身即是一個訓練同學們周延認識法律理論、法律理念的一個場所,每一個參賽隊伍,理律盃都會要求大家,有機會各代表正反的立場為之辯護,就是希望訓練大家一種「全觀」的思考能力,能同時站在聲請人(或原告)與相對人(或被告)的立場,去思考如何周延地援引適當的法律。

事實上,我們更希望透過理律盃的舉辦,讓各位同學從辯論的過程裡,培養超然於法律的哲學思維,換言之,不僅僅學會正確的援引法條,更要能去追問法條規範的真義何在。台灣的法學教育,最為人所詬病者,就是只強調「法匠」的教育,卻忽略「法學家」的教育。因此,教出來的學生,最多只具有實然能力(精確援用實證法的能力),卻沒有應然能力(去追問實證法律合不合於正義的能力)。這樣子,就很容易陷入一種「本位的謬誤」。

舉一個最近非常受到大眾矚目的例子,在馬英九的特別費案中,發生了承辦檢察官嚴重扭曲證人筆錄的情事,這就是一種典型的「本位謬誤」,檢察官誤解了自己身為檢察官的基本職責是發掘真相、勿枉勿縱,刑事訴訟法甚且明文規定:對當事人有利不利的情形應一律注意。然而,在檢察官急於將當事人起訴的慣性心態下,就很容易出現這種濫用權力的情形。也誤解自己身為法律人應扮演的角色與職分。

此外,在理律盃的比賽中,大家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特點,那就是案例是虛擬的,因此,這時理律盃賦予大家很大的空間,去援引實證法規範、判例,乃至於法學家的學說理論。換言之,大家可以從「應然」的角度出,去思考類此案例,以什麼樣的法律原則規範方較合理,然後援用合適的實證法律乃至於學說理論去佐證之。簡單來說,準備理律盃,不但得要有求證實然的能力,也要有追索應然的能力。

最後,很高興理律盃法庭辯論愈來愈受到各大學院校法律系所的重視。對於所有參與這次活動的比賽選手、教練乃至於擔任後勤資料蒐集的同學,我相信,由於理律盃法庭辯論比賽嚴格的活動要求、嚴謹的制度設計以及評審群紮實的要求與指導,各位從資料的蒐集、分組的討論、不斷的演練,在這一系列的訓練過程中,大家一定有著不可計量的收穫,不管是對相關法律議題因此有更深一層的接觸與瞭解、掌握了更好的辯證方法及批判精神並建立面對議題、面對法律案件正確的態度,以及藉著密切的討論學習到團隊的精神與分工的重要,這些收穫的對各位未來的法律生涯,其價值將更遠甚於各種團體或個人的獎銜,所以,不管未來在比賽上的勝負如何,所有參與理律盃的同學,都是贏家。 

理律盃模擬法庭辯論【理事長的話】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理事長陳長文  引言

 

(編按: 理律文教基金會由理律法律事務所於1999年6月22日捐助設立。今年是理律文教基金會與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共同主辦「理律盃全國法律系所學生模擬法庭辯論賽」的第七年。)

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電子報 第六期 October 2007

走出法律人的「本位謬論」,養成超越法律的哲學辯證思維

引言

各位會員先進大家好:

由於每年一度的理律盃模擬法庭辯論比賽,我都要「應景」地提供一篇文章,這一期電子報的理事長的話,我想就轉載今年我對理律盃所寫的一篇文章,分享給各位會員先進。

不知是幸還是不幸,調侃法律人的笑話或文章,從有「法律人」這個職業別後,大概就從沒有斷過,一、二年前,我聽過一個很有趣的笑話,把各型各樣的法律人包括律師、法官、檢察官、法學教授,都調侃了一遍。而這個「笑話」的重點,不僅在於好笑,更是在於他還相當「傳神」,真的把不同角色的法律人特質,維妙維肖地全部蒐羅在同一個故事之中。我還特別把這個笑話作了一點改編,當作去年我和我的學生出版的新書《法律人,你為什麼不爭氣》的引言。我再把這個可能已經有不少同學聽過的笑話拿出來,在理律盃模擬法庭辯論賽舉辦前,分享給大家。

話說以前有一對苦難兄弟,有一天他們倆兄弟突發奇想玩熱氣球,於是他們就飛上天啦,可是上了天以後才發現,他們不知道怎麼降落,氣球就一直飛,飛到一個大草原。苦難兄弟在氣球上看到下面有一個人正在騎馬奔馳,就在氣球上大喊:

「下面的人呀,我們現在在哪裡?」
  
那人於是回答:「上面的人呀,你們在熱氣球上!」接著就騎馬跑掉了。
  
苦難弟就問苦難哥了:「哥‧,那個人是誰呀?」

苦難哥語重心長的回答:「那個人一定是個律師,說的話都對,但是一點用也沒有!」
  
氣球又繼續飛啦,這時候他們又看到有個人在草原上騎馬。
  
這次苦難兄弟學聰明了,他們大喊:「下面的人呀,我們要怎麼降落?」
  
那人回答:「上面的人呀,你們把繩索割斷就能降落了!」接著就跑掉了。
  
苦難弟又問:「哥‧,那個人是誰呀?」
  
苦難哥語重心長的回答:「那個人一定是個法官,雖然他能解決問題,但是絕對不管你死活!」
  
氣球繼續飛著,兄弟倆看到天上出現了另一個熱氣球,氣球上有另一個人也正苦於無法降落,一問之下原來是總統先生。這時,草原上又出現了一位騎馬的人,兄弟倆還沒來得及開口呼救,那個人立刻掏出手搶對著兄弟射擊,並大罵:

「在禁航區裡飛熱氣球!還不給我滾下來!」還好一陣強風刮起,兄弟倆的熱氣球被吹高了幾公尺,那人幾槍都沒射中。
  
正當兄弟倆為另一位困在熱氣球上的總統先生擔心時,卻看到騎馬的人恭敬地下了馬,掏出了另一把拋繩槍,努力地勾射總統的熱氣球,好不容易勾中了熱氣球,那人用盡力氣,把總統先生拉回了地面。
  
苦難弟問:「哥‧,這個人又是誰啊?」
  
苦難哥語重心長地答道:「這個人一定是檢察官,他解決問題的方法有時酷厲、有時溫馴,完全得看對象的身分。」
  
氣球仍然繼續飛,飛到後來沒瓦斯了,氣球就慢慢的降落,眼看就要摔到一個懸崖裡,哥哥眼明手快,從氣球裡面跳了出來,可是弟弟卻跟熱氣球一起掉到懸崖下了,這時候旁邊正好也有一個人騎著馬過來,哥哥就向他求救了。
  
這人不疾不徐的回答:「這個懸崖不深,我可以教你弟弟怎麼爬上來。」
  
有三個辦法:
  
A、左手右腳,右手左腳的爬;B、左手左腳,右手右腳的爬;C、左手右手、左腳右腳的爬。
  
正當這個人還在跟苦難哥分析三種爬法的時候,弟弟已經用第一種辦法爬了上來,這個人一看就很生氣的跑過去,一腳把苦難弟踹下懸崖,還大喊:
  
「B的辦法才是多數人用的辦法,你給我重來!」
  
苦難弟只好心不甘情不願的用B的方法爬上來,那個人才心滿意足的離開。
  
苦難弟又問啦:「哥‧,那個人是誰呀?」
  
苦難哥,再一次語重心長的回答:「那個人一定是法律系的教授,雖然每種方法都能用,但是你不用他的方法你就該死!」

看完以上的笑話,我一方面不由莞爾,另一方面卻又感到頗為無奈,笑話歸笑話,但其中卻精確地點出了許多法律人的盲點。

其實,這些盲點,嚴格來說,都有其共通之處,也就是都太過執著於「本位」,而沒有辦法站在更宏觀的位置思考法律工作的意義,而陷在微觀的角色裡走不出來。

讓我們拉回理律盃來討論。理律盃本身即是一個訓練同學們周延認識法律理論、法律理念的一個場所,每一個參賽隊伍,理律盃都會要求大家,有機會各代表正反的立場為之辯護,就是希望訓練大家一種「全觀」的思考能力,能同時站在聲請人(或原告)與相對人(或被告)的立場,去思考如何周延地援引適當的法律。

事實上,我們更希望透過理律盃的舉辦,讓各位同學從辯論的過程裡,培養超然於法律的哲學思維,換言之,不僅僅學會正確的援引法條,更要能去追問法條規範的真義何在。台灣的法學教育,最為人所詬病者,就是只強調「法匠」的教育,卻忽略「法學家」的教育。因此,教出來的學生,最多只具有實然能力(精確援用實證法的能力),卻沒有應然能力(去追問實證法律合不合於正義的能力)。這樣子,就很容易陷入一種「本位的謬誤」。

舉一個最近非常受到大眾矚目的例子,在馬英九的特別費案中,發生了承辦檢察官嚴重扭曲證人筆錄的情事,這就是一種典型的「本位謬誤」,檢察官誤解了自己身為檢察官的基本職責是發掘真相、勿枉勿縱,刑事訴訟法甚且明文規定:對當事人有利不利的情形應一律注意。然而,在檢察官急於將當事人起訴的慣性心態下,就很容易出現這種濫用權力的情形。也誤解自己身為法律人應扮演的角色與職分。

此外,在理律盃的比賽中,大家會發現一個有趣的特點,那就是案例是虛擬的,因此,這時理律盃賦予大家很大的空間,去援引實證法規範、判例,乃至於法學家的學說理論。換言之,大家可以從「應然」的角度出,去思考類此案例,以什麼樣的法律原則規範方較合理,然後援用合適的實證法律乃至於學說理論去佐證之。簡單來說,準備理律盃,不但得要有求證實然的能力,也要有追索應然的能力。

最後,很高興理律盃法庭辯論愈來愈受到各大學院校法律系所的重視。對於所有參與這次活動的比賽選手、教練乃至於擔任後勤資料蒐集的同學,我相信,由於理律盃法庭辯論比賽嚴格的活動要求、嚴謹的制度設計以及評審群紮實的要求與指導,各位從資料的蒐集、分組的討論、不斷的演練,在這一系列的訓練過程中,大家一定有著不可計量的收穫,不管是對相關法律議題因此有更深一層的接觸與瞭解、掌握了更好的辯證方法及批判精神並建立面對議題、面對法律案件正確的態度,以及藉著密切的討論學習到團隊的精神與分工的重要,這些收穫的對各位未來的法律生涯,其價值將更遠甚於各種團體或個人的獎銜,所以,不管未來在比賽上的勝負如何,所有參與理律盃的同學,都是贏家。

【2007/10/02  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電子報第六期】

給台大法律學弟妹的信-需要什麼樣的法律人典範

引言:

接到這一期本會電子報編輯的催稿時,我剛好應台灣大學法律系學會會刊編輯的邀請,以台大法律系畢業學長的身分,在最新一期的會刊上寫一封信給學弟妹一些建議。雖然,這封信的主題表面上是針對「台大法律人」寫的。實際上,信中我的「期待」對象,是包括了所有的法律人,不僅是現在在學的學子,也包括進入社會各領域工作的法律人。

實際上,近年來社會各界對法律人的評價並不甚佳,對此,我相信大多數兢兢業業於各法律領域的法律人,都有很深的感觸。但不管這是不是社會對法律人的誤解,無風不起浪,事出必有因,法律人必然有需要徹底自省之處。這封信,可說是我的一部分感觸,因此,也藉這期本會的電子報,把一些想法分享給諸位會友。

各位親愛的學弟妹大家好:

從台大法律系畢業,轉眼已近四十載。但對於身為台大法律人的歸屬感,多年來卻不曾稍減。也許是因為台大法律人近來在社會「位居要津」,甚至當家主政,台大法律系的光環日盛於一日,在大學志願的排行上,長久保持第一不墜。

然而,在榮耀的背後,我相信各位學弟妹也和我一樣,感受到一股強大的責難壓力,由於部分學長的表現不佳,毀法、敗紀、失德的事情一再發生,讓國家陷於困境,社會上遂出現一股「台大法律誤國」的論調。

對於這樣的指責,我在情感上覺得很不能接受,但從「結果論」,也就是從部分「具指標代表性」的台大法律校友的表現來看,對這些指責,卻只能啞然。我提不出任何的抗辯,只能回過頭來,自我反省,「台大法律人」到底出了什麼問題?為什麼擁有了所謂「第一」的光環,教出來的學生,卻沒辦法有相應的表現?

在年初的時候,哈佛校友會舉辦了一場論壇,邀請了二位哈佛校友,也剛好都是台大校友的指標菁英:副總統呂秀蓮與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出席對談。同樣也是哈佛校友與台大校友的我,藉著這個機會,以投書的方式向二位校友提出了我的疑惑。

我先請教二位傑出校友,在哈佛法律人中,兩位最敬佩與推崇的人是誰?我自己的答案是:已故的美國前司法部長理察森,與哈佛法學教授考克斯,讓我們來看這兩位哈佛法律人的故事。理察森就讀高中時,同學問將來想做什麼,他堅定的說:「從政」。因為他覺得:「政治是最難的藝術,也是最高貴的職業。」(這句話放在台灣,大概會被認為是反諷吧。)理察森是如何實踐他所謂高貴的政治?他歷練各種政治職務,當過國防部長,復在尼克森總統任內當上司法部長,正當他攀上政治生涯高峰時,卻選擇從峰頂走下。因為當「同流合污」與「高貴」不能並存時,他選擇後者。

七○年代水門案爆發,擔任司法部長的理察森,為昭公信,任命他的哈佛大學老師、素負清譽的考克斯擔任特別檢察官調查尼克森總統。考克斯鍥而不舍追查,令尼克森十分惱火,下令理察森將考克斯免職。理察森拒絕,並遞出辭呈。嗣後尼克森要求司法部副部長拉克爾薛斯免職考克斯,副部長也不從而遭免職,最後由司法部第三號人物鮑克代理司法部長職務簽署了解職令,考克斯去職,這事件美國史稱「星期六大屠殺」。這事件被列入美國史冊,考克斯並被譽為「國家的良心」。

而順著這個問題,我提出的第二個問題是,剛好也是台大法律人的呂副總統與馬主席,能不能告訴我,台大法律人當中,可有像考克斯這樣的「國家良心」?可有像理察森這種無懼權勢、不戀棧權位而用行動實踐「高貴政治」的政治家法律人?

透過這二個問題,我想要告訴各位學弟妹的是。一個法律學府教育是否成功,不在於它教出多少達官顯要或大律師,而在於它教出了多少能抗拒「昇官發財」誘惑,堅守正義、不屈不撓的法律人典範。當哈佛法律人被列入史冊頌揚,台大法律人卻在近年來得到了「台大法律系誤國論」的罵名,身為台大法律人的我們當作何感想?這是因為我們自己對於法律正義的理念堅持不夠,還是因為法學教育的態度與方法不對,才會教出部分嫻熟法律條文卻將法律精神、正義理念棄如弁髦的台大法律人?

當然,因為少部分學長的表現,就要各位學弟妹們同揹罵名,是很不公道的。但社會的責難,也未嘗不是自己勉勵與警省的機會。我真的很盼望各位學弟妹們,能從學長們的負面例子中,找到法律人應有的正義堅持與理想。未來出社會後,不管是當律師、擔任企業法務、當檢察官、法官、法學教授或者是從政,都要想到,秉於良知,無愧行事,是最重要的事情。

很多的問題,各位學弟妹不能等出了校園再想。現在,就要清楚地告訴自己,自己想要追求的是什麼樣的法律人生涯。如果將來想當律師,現在就要先清楚地認識,律師的執業倫理與一般人的「道德」有無不同,如果有?是那裡不同?為什麼不同?比方說,一位社會公認的「壞人」,委託你為他辯護時,你要不要接受他委託?如果接受了,你要以什麼樣的立場與心態為他辯護?如果將來你想當檢察官,在勿枉與勿縱的天平上,你該向那一方傾靠或不傾靠?身為檢察官的你,與為犯罪嫌疑人辯護的律師,在角色扮演上同是不同?檢察官要擔負的「客觀義務」是什麼?擔負這樣的義務有沒有道理?如果將來你想當法官,那我希望你時時謹記黎巴嫰文豪紀伯倫曾說的一句話:「把手指放在善惡交界之處,就可以碰觸上帝的袍服。」你們要知道,尤其是法官,正是那種「把手指放在善惡交界的人」,輕者,解紛止爭;中者,斷人毀譽;重者,判人生死。那善惡之間的定奪,本是上帝的權柄,法官越而代之,能不慎乎?如果你將來想當教授,如果你將來想當法務部長、當總統...,你該給自己什麼樣的期待與期許?這些都不能等到畢業時,「隨波逐流」地想,你們必須清楚地為自己的未來人生定位!

每次應邀演講,我都會對聽眾再三強調「幸福,是總體概念」。每個人的幸福,都與社會上的人息息相關。同樣的,我也希望各位學弟妹有同樣的認知,「台大法律」這四個字,不是用來「獨善其身」、「逐名求利」的工具,「台大法律」是一個責任,是所有台大法律人用來勉勵自我為台灣法治的落實不懈努力的承諾與使命。

最後,真誠的盼望,有一天,台大法律系不再只有形式上「第一志願」的虛名,也能像哈佛法學院一樣,教出可載史冊的「國家良心」。那樣的台大法律系,才真的值得我們昂首為傲!

【2006/10/01  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 電子報第三期】

【陳長文專文】為建構法律人的超國界法律思維而努力

出版社: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
出版日期:2004年
目錄:

一 、為建構法律人的超國界法律思維而努力 / 陳長文
二 、在國際法學的地圖上樹立新座標 : 為「超國界法律」課程催生 / 馬英九
三 、推動超國界法律教育之我見 / 王冠雄
四 、臺灣法律專業教育之現況與如何走向國際化 / 成永裕
五 、論超國界法律教育之當代性與重要性 / 何曜琛
六 、跨國法之定義與研究範圍 / 宋燕輝
七 、超國界法律研究裡憲法的位置 / 李念祖
八 、超國界法律認知之必要 / 姚思遠
九 、超國界家庭法律社會學之多元教育理念 / 施慧玲
十 、超國界法律教育之促進與發展 / 洪德欽
十一、生物科技發展與超國界法律 / 倪貴榮
十二、跨國界智慧財產權法引介 / 孫遠釗
十三、超國界法律教育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 高玉泉
十四、提供學子們一個開闊國際視野的機會 / 陳純一
十五、超國界法律的訴訟思維 / 陳榮傳
十六、國際法與國內法 : 超國界法律之整合 / 楊永明
十七、全球化的憲法與行政法 / 廖元豪
十八、如何強化法律人之超國界法律處理能力 / 潘維大
十九、促進超國界法律問題研究之我思 / 蔡華凱
廿 、有關國際法之教學與使用名稱 / 鄧衍森
廿一、2004年超國界法律之一點關係 / 賴來焜
廿二、競爭法的超國界性格 / 蘇永欽
廿三、修習陳長文老師「超國界法律專題研究」的一點心得 / 羅智強
附錄、促進超國界法律教育座談會會議記錄

【轉載】馬英九:搶救雙橡園的法學巨擘,丘宏達

【馬英九】

三十年來,每次我見到丘宏達教授總是稱呼他「丘老師」。其實我不曾修過他的課,不能算是他正式的學生,但是他的治學與為人,既是經師,也是人師,深深影響我的一生,因此我尊稱他「丘老師」,視他為我一生的良師。

民國五十七年,我考進台大法律系。大三那一年修國際法,讀丘老師所著的《中國國際法問題論叢》,對其內容的深入與寫作的嚴謹大為佩服,一讀再讀,記得滾瓜爛熟。

少年學者

事實上,這並不是丘老師的第一部著作。早在民國四十八年,他已經將大學時代的作品整理成冊(由陳澤祥助編),書名為《條約新論》,由當時駐美大使葉公超題字,聯合國副秘書長胡世澤及新聞局長沈錡作序,由他的國際法老師彭明敏教授指導。這本二十多萬字厚達二百頁的著作,在出版前後的二十多年內,始終是國內唯一一本有關條約法的學術著作,而當時丘老師只不過是一個二十三歲還在軍中服役的大學畢業生而已,他的法學造詣,可見一斑,在前後期的同學中,幾乎無出其右。

我還記得,《中國國際法問題論叢》的封面裡,有作者照片及簡介;照片裡的丘老師英姿煥發,簡介上說:「丘宏達,現年三十三歲,台大法律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法學博士」。事實上,他在三十歲前就已完成許多嚴謹的學術著作,丘老師的治學乃成為我學習的典範。

不過,我雖然對丘老師欽慕不已,卻生不逢時,沒有機會修習他教的課;民國五十六年他第一次回國服務,在台大法律系任教(陳長文、呂秀蓮等學長都是他的學生),當時我還在建中念書,無緣得列門牆;民國五十九年,丘老師第二度回國,當時我已經進了台大法律系,可是由於種種因素,他卻在政大法律系及台大政治研究所任教,我仍然無緣追隨門下;直到民國五十九年底、六十年初,中、日之間發生釣魚台事件,台大研究生協會舉辦釣魚台問題演講,邀請丘老師參加,我才第一次親眼見到這位心儀已久的學者。

保釣尖兵

我至今還記得,那是六十年四月間的一個晚上,在台大法學院靠荷花池的大教室中,聽丘老師演講。他走上台後,單刀直入地就問台下學生:「你們為什麼要保衛釣魚台?釣魚台在哪裡?它的歷史、地理、地質,你們知道嗎?如果不瞭解這些,你們如何保衛釣魚台?」一連串的詰問,對台下滿腔熱血的我們如同一記當頭棒喝!接著,他侃侃而談,將釣魚台的相關問題一一說明清楚,更深入分析了保衛釣魚台所牽涉的國際法與國際政治問題。他這次演講影響了我的一生,從此知道愛國運動也必須要以廣博的學問作基礎,否則必然流於情緒與盲動,於事無補。我後來才知道,當時丘老師對釣魚台主權問題已進行了近一年的研究,日本明治十八年外交文書的密件與幾張日本與法國珍貴的十八、九世紀古地圖在他全球蒐尋下,成了反駁日方主張最有力的證據,而他在這個問題上的研究,至今仍是無可動搖的權威。十年後,我在哈佛大學法學院提出的博士論文《怒海油爭:東海海床劃界與外人投資的法律問題》(Trouble over Oily Waters:Le-gal Problems of Seabed Boundary Delimitation and Foreigh Invest-ment in the East China Sea),也無可避免的涉及釣魚台問題。二十六年後(一九九六年),釣魚台風雲再起,我又寫了一本小冊子說明主權及劃界問題,看樣子這個問題會跟我「長相左右」下去了。

事實上,丘老師的一生就是做學問與愛國行動的結合。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中美斷交期間,他以其國際法專業和外交策略,成功維護了我國駐美大使館雙橡園(Twin Oaks)的館產。

搶救雙橡園

民國六十七(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五日夜九時,美國總統卡特上電視宣布將於次年一月一日與中共正式建交,與中華民國斷交,並廢止一九五四年訂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由於事發突然,外交部必須在極短時間內安排斷交之後的中美關係以及其他相關事務,其中一項就是將雙橡園以十美元代價,賣給一個名為「自由中國之友」(Friends of Free China)的團體,以免國家財產落入中共之手。

此一安排引起中共抗議,並且向美國國務院提出「政府繼承」(Government Succession)的主張。當時,外交部的法律顧問對於能否對抗中共的繼承主張並沒有把握,原因是美國國務院認為,中華民國在美國的財產,原是「中國」(State of China)的財產,美國與中共建交及與中華民國斷交後,如為一九四九年之前取得,應由中共繼承;如為一九四九年之後取得,中華民國才能繼續擁有;而雙橡園為我國在一九四七年自發明電話的貝爾(Bell)家族購得,因此雖然我政府事先將其售予美國民間團體,但國務院並不認同,仍主張應由中共繼承。對此,外交部的法律顧問以為爭取不到而未積極爭取,但是丘老師卻不作此想。

他認為,類似案件早有先例。最著名者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英國承認中共之前,我政府將停駐在香港的七十多架中央、中國兩航空公司的民航機,賣給陳納德將軍的飛虎公司(Flying Tigers Corp,)。英國承認中共(一九五◆年元月五日)後,中共透過這兩家已變節投共的公司向香港法院控告飛虎公司,提出政府繼承主張,主張飛機是中國政府財產,英國既已承認中共代表中國,飛機自應歸中共所有;官司一路打到香港最高法院,都判決中共勝訴,飛機應由中共繼承。本案最後上訴至英國上院的樞密院(Privy Council of the House of Lords)。該院卻認為,由於本案所涉及之買賣契約是在英國承認中共之前完成,在國際法上,承認國對於被承認國在過去不被承認時期之國家行為,得經由承認而回溯使其生效,但並不能使原先被承認國在被承認時期之合法行為由於承認而回溯成為無效,因此判決飛機屬於飛虎公司,此一判例相當出名,幾乎所有國際法教科書皆有收錄。

此一判決一向被國際法界視為經典判例,丘老師即引用此一判例,再加上美國更早的一些判例(如Guaranty Trust Co, v, U,S,, 304 U,S, 126(1938))與加拿大與我國斷交時對我大使館館產處理之國家實踐(State Prac-tice),撰寫說帖,並透過參議員杜爾(Bob Dole),向美國國會說明,成功地在「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中,加入一條所謂的「雙橡園條款」,特別指明中華民國在一九七九年元月一日中共與美建交之前或之後在美國取得之財產所有權,不受中美斷交或撤回承認之影響。有了這條法律,國務院也就不再支持中共的主張,中共也未再提起任何訴訟。而卡特總統在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簽署「台灣關係法」時,還特別聲明他並不認同這一條的內容,其影響力可見一斑。

事後,一九八一年春天,有一次杜爾參議員曾向在華府集會的北美中國研究學會會員演講時透露,中美斷交時,丘老師在他辦公室中,以馬里蘭大學法學教授之尊,親自撰擬說帖的經過,令我對丘老師以一介書生,在外交部法律顧問都已放棄努力的情況下,堅持打贏一場漂亮的外交戰,真是佩服得無以復加,也感動得泫然欲涕。

愛國,人人有心;但是能以專業能力,提出強有力的論證,讓外交單位得以據理力爭,終致有效維護國家利益的,在我心目中,丘老師是第一人。

名山事業

不過,雖然丘老師對我國的外交工作,尤其是對美外交投入甚深,並且獲得歷代外交部長,甚至前總統蔣經國先生與李登輝先生的敬重,並曾被聘為無任所大使,但是我認為他一生真正最重要的成就,還是在學術研究。一九七四年,他在哈佛大學作研究時,與孔傑榮(Jerome Cohen)教授合著的《人民中國與國際法》(People◆s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Law)一書,曾獲選為當年美國國際法學會(American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ASIL)年度最佳著作,至今仍是全世界(包括中國大陸)研究中共國際法必備的參考書,其修訂再版即將問世。

更值得一提的是,丘老師對中國國際法研究的貢獻。或許是實際參與外交戰役時獲得啟發,丘老師深信,要贏得外交勝利,必須先充實我國的國際法人才,提升研究水準,因此近二十年來,他將大部分心力放在中國國際法學會,積極培養年輕學者;我也在十多年前開始追隨他,參與學會事務,先擔任副秘書長,再任常務理事與副理事長,並在民國八十八年他辭卸中國國際法學會理事長一職之後,推選我接任理事長。

就中國國際法研究的角度來看,丘老師最重要的貢獻,就是創辦《中國國際法及國際事務年報》(中英文版,英文版叫做Chinese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Affairs)。自民國七十八年出版第一集以來,丘老師始終一本他本身治學嚴謹的態度來編輯這份年報,始終不斷為我國贏得全世界國際法學界的尊敬;外國重要法學院的圖書館皆有收藏。一九八七年我赴漢城訪問韓國國際法學會時,一位該會前會長曾經當面對我說:「看了這份年報,不得不承認貴國的國際法研究水準比我國領先十多年。」甚至連大陸知名國際法學專家王鐵崖在看了年報後,也對蕞爾小島的台灣居然有如此眾多國際法研究人才,感到訝異。

經師與人師

對我個人來說,丘老師治學態度的謹嚴,令我印象深刻。他不但是學術論著擲地有聲,就連報章投書、記者訪問,亦必引經據典。一九八三年我赴美出版第一本著作,在他家中地下室看到他的藏書,有關國際法、中美關係或兩岸關係的書籍不但數量甚豐,而且種類齊全;尤其特別的是,他買書一定買兩本,一本放在家中,一本放在學校,以便隨時查考,即使一條註釋有疑問,也必查個清楚。他的治學功夫下得如此深厚,影響所及,我無論做事、做學問,也養成一絲不苟的態度。

如前文所述,我並非丘老師的學生,但是他對我始終愛護提攜。自一九七一年四月台大演講會的一面之緣後,一直到一九七四年,我赴美到紐約大學修習法學碩士時,才毛遂自薦,常以電話、書信,向他請益,我一九七七年在紐約結婚,也請他擔任介紹人。丘老師一直期許我在學術領域鑽研學問,對我回國後從政,他是有些失望的。因此一九九七年,我離開公職,回到政大教書,他顯然相當欣慰,不但推選我在「中國國際法學會」擔任副理事長,而且積極幫我安排辦公室、籌措研究經費,可惜我一年後還是離開校園,投入台北市長選舉,重新回到政治崗位。

從政與治學

不過即使我在政界,他仍然督促我結合學問與行政工作,充分發揮專業。民國八十二年,他在行政院連戰院長力邀下出任政務委員,負責法律方面政策和法案的審查,當時正好我也擔任法務部長,在他的督促下,師生聯手,短短一年內完成並通過了十多部法案的審查,其中包括日後影響深遠的「行政程序法」、「犯罪被害人保護法」以及多間監所的組織法規等。在我擔任台北市長後,他知道我無暇從事國際法研究,卻在他召開的中國國際法學會年會中,仍然要求我做學術報告,指定題目為〈國際法與市政〉(包括姐妹市的國際法地位與公娼的國際法問題),讓我得以結合行政經驗與法學專業,完成一篇兼具趣味與實用的報告。

丘老師以其身教與言教,實踐書生報國的理想,影響了我的一生。我在競選台北市長時,曾經以「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形容自己從政以來堅持原則的風格,今天我更願以「一路走來,始終如一」來形容丘老師的愛國情操與治學態度,且舉一個小例子來說明。丘老師在美國求學、教書逾四十年,絕大多數旅美學人都入了美籍,但丘老師除因在美國大學任教必須具有永久居民身分(綠卡)外,從未入美籍。更有甚者,丘老師應邀回國參加國建會,在學人名冊中備註欄內還會填上「中華民國後備軍人」字樣。其實國軍並不缺人,即使打起仗來,徵召丘老師上戰場的機會也不大。在許多年輕人以小留學生方式規避兵役的今天,居然還有這一位世界級的名教授願意大聲告訴大家,他是「中華民國後備軍人」,其愛國愛鄉的至情乃至傻勁,常令我們感動不已,這也是丘老師最可愛、也最令人敬佩之處。

在丘老師六秩晉五華誕的前夕,我願以一個未列門牆私淑弟子身分,表達我對丘老師來自心底的祝福,他為「學人報國」一語,樹立了不朽的典型。在我的心中,他是永遠的良師。

【2001-03-30/聯合報副刊 90-0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