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正義

「幾個罹患罕見疾病的病友，為了怕不得好死，竟趁手指還能控制輪椅時，把自己綁在輪椅上，投湖自盡。」筆者反覆閱讀著，這畫面令人鼻酸、久久不能自己。在文明進步、醫療發達的台灣，求善終卻不可得，是多麼諷刺而荒謬？

早在1976年、1983年，美國加州陸續通過《自然死法案》（Natural Death Act）、《預立醫療代理人法案》（Durable Power of Attorney Act），逐步建構醫療自主權規範體系；1991年時，美國聯邦政府制訂《病人自決法》（Patient Self-Determination Act），確立拒絕醫療權、預立醫囑的法律地位。極為重視「人性尊嚴」的德國等國家也有類似立法。

生命權未必可以處分，但過度強調生命權的絕對地位，反而造成自主權保障不足；上開外國立法例凸顯了「生命權與醫療自主權，不該是衝突的緊張關係，而是一體兩面的互補關係」，唯有具備自主決定的可能性，生命價值與主體性才能充分展現；因此，自主權應在生命歷程的每一階段充分實現。

2000年，台灣制訂《安寧緩和醫療條例》，賦予「末期病人」自然善終的法源；2013年修法後更為完備，病人預立「意願書」、最近親屬「同意書」、醫師依病人最大利益出具「醫囑」，都可以「不施行、終止或撤除─心肺復甦術或維生醫療」。但本條例範圍較小，主體不及於「非末期病人」，也不能拒絕包括人工營養、流體餵養及其他任何可能延長病人生命的醫療，以及照護措施。

不能感同身受嗎？如果…有一天醫生告訴你：「你得了早發性失智症…」。電影《我想念我自己》（Still Alice）提醒我們，隨著病程的進行，你的認知記憶功能漸漸失去、生理機能日益衰退、逐漸失去自理能力；最後，你無法溝通、認不出你的至親，甚至只能長期臥床、大小便完全失禁，就這樣日復一日，等待生命盡頭的到來。

令人難過地，在台灣遇到這樣的情況，我們只能眼睜睜看著一切在眼前發生。

基此，熱愛生命和充滿同理心的立法委員楊玉欣（三好氏遠端肌肉無力症患者）參考外國立法例，與朝野立委提出《病人自主權利法草案》，放寬選擇自然善終的適用對象，從「末期病人」擴大至不可逆昏迷、持續植物人狀態、重度以上失智及其他重症者。

「病人失去表達能力時，往往就是爭議發生時。」例如因重病或意外而陷入「救活將成植物人，但醫師合理放棄治療卻可能觸犯刑法」的窘況、「病人生不如死，但家屬卻遲遲下不了決定」的兩難，經常造成醫師與家屬的糾結；不知是「延長生命還是延後死亡」的急救，更引發「醫療有效性」的質疑。令人難過的是，其實這樣的場景天天都在醫院發生。

這項《病人自主權利法草案》，以病人為主體，保障其知情、選擇和決策權，也就是每個人在清醒時，都能隨時「預立醫療指示」，依個人意願安排未來的醫療選擇，表達接受或拒絕維持生命治療或其他醫療照護等相關權利。

當病人符合法定要件時，而醫生又已做好專業判斷後，尊重病人生前醫囑而放手，即可免除醫療機構或醫師的急救義務，不成立刑法第15條不作為犯，並無刑法第275條加工自殺的問題；且醫生仍可依專業判斷施予急救、拒絕放手而轉診，不影響醫生自主性。草案也許不能盡如人意，卻是一帖救贖良方。

「人命關天」，天主教基於「生命神聖性」的維護，嚴格捍衛生命權的絕對地位；但虔誠天主教徒的加州州長布朗（Jerry Brown）卻在這個月簽署了《尊嚴死法案》允許特定條件末期病患獲醫師協助服藥結束生命，他說：「我不知道在我飽受折磨的將死之際該如何抉擇；但我確定的是，如果法案能夠提供這樣的選擇，那將是一個心靈的慰藉；而且，我不會否認他人擁有那樣的權利。」

相對於加州的「尊嚴死」法案，可望於本會期進行朝野協商的《病人自主權利法草案》尚非「積極」處分生命，在社會價值的光譜中應該處於較大公約數。基此，至盼朝野立委們發揮同理心，讓兼容並蓄的台灣，注入更多的尊重，在這會期通過這項法案，讓面對死生掙扎時的每個台灣人都擁有選擇善終的權利。 （作者陳長文，為法學教授、律師）

【2015-10-19 中國時報 104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