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引】【專訪】看重「憲政」,兩岸才能發展「良制」

身為馬英九總統施政的重要建言者,「第十二屆華人企業領袖遠見高峰會」上,理律事務所所長暨合夥人陳長文獲頒終身成就獎。

趨勢講座1〉理律事務所所長暨合夥人陳長文:看重「憲政」,兩岸才能發展「良制」

作者:邱莉燕 │ 攝影:張智傑
出處: 《遠見雜誌》特刊〈預見2015未來大趨勢〉

     1949年國共內戰後,陳長文隨父親與家人輾轉來台。但身為職業軍人的父親又因任務在身,必須返回中國大陸投入戰爭,最後不幸和家人天人永隔。

     因歷史因素、成長背景,曾擔任過海基會祕書長的陳長文,對兩岸事務的複雜和糾葛,充滿無限感慨。 Read more

【索引】與總統座談:世界改變比想像快領導人須有定見

別開生面的「與馬總統觀點交流」,在主持人、理律法律事務所所長陳長文開場後,馬英九總統與嘉新水泥董事長張安平、夢想學校創辦人王文華,以及《遠見》雜誌創辦人王力行,一問一答,並現場回應,令現場聽眾留下深刻的印象,台下掌聲不斷。

作者:遠見編輯部整理 │ 攝影:林育緯
出處:《遠見雜誌》特刊2012峰會專刊

總統與三位來賓的對談,針對促進青年就業、扶植文創產業、政策與民意的角力,以及發展兩岸關係交換意見。 Read more

國家領導人如何在民意與政策間找到平衡點?

國家領導人如何在民意與政策間找到平衡點?

與馬總統觀點交流:青年就業.軟實力.政策與民意落差

《11月6日 第10屆華人企業領袖峰會》
主持∕理律法律事務所所長暨合夥人 陳長文
交流∕嘉新水泥董事長 張安平
交流∕夢想學校創辦人 王文華
交流∕《遠見》雜誌創辦人 王力行

別開生面的「與馬總統觀點交流」,豐富了峰會的內容,與國家領導人的即時問答,也展現出台灣的自由開放,與會的百多位大陸嘉賓無不耳目一新。

在主持人、理律法律事務所所長陳長文開場後,馬英九總統與嘉新水泥董事長張安平、夢想學校創辦人王文華,以及遠見雜誌創辦人王力行,一問一答,並現場回應,令現場聽眾留下深刻的印象。

張安平問道,世界經濟有可能面臨二戰過後最糟的狀況,對年輕人衝擊很大,被稱為「苦瓜族」,如何可以讓年輕人看到有希望的未來?馬英九回答,解決年輕人的高失業率,必須有扎根的方案,一是產業結構的調整,使台灣扮演關鍵元件和精密設備的大國,不易被取代,企業所得可因此增加,可緩解苦瓜族困境。其次是年輕人學非所用,但產業卻是缺工,必須要在較早階段推動建教合作,而年輕人在心態上也要有所調整。「我每天都在思考如何改善,」馬英九說。

王文華接著詢問馬總統,鑑於「台灣之光」大多出自文創及體育的領域,與台灣一向以製造見長的硬實力有所不同,「請問總統,台灣應該如何行銷軟實力?」馬英九立刻回應,為發展文創產業,文化部一成立,國發基金便提供100億元資金年輕人創業。不過,馬英九也強調,儘管台灣的文創能量充沛,但是如何把發明的東西變成商品,學問很大。

台上唯一女性、王力行則提出政策與民意之間常有落差,馬總統是否會因民意而無法做出長遠的決策?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馬英九現場回覆指出,這個困擾從他當台北市長就已開始,其實,民意調查不一定能完全反映政策的施行好壞,然而要當leader抑或follower,領導人必須有定見。

以今年度的電價調漲為例,第二次調漲時,立法委員說不行,而行政院同意緩漲,不過,長遠來看,電價的調漲不應該由民意決定,於是現行政策便改為浮動電價,由市場機制決定,3個月檢討一次。媒體可隨時算得出來,公開透明,這便是可長可久的政策。「雖千萬人,吾往矣。」馬英九以孟子的一句話自勉,顯示國家領導人如何在面對民意及政策的兩端找到平衡點。

最後,陳長文提出大陸即將選出新的執政班底,並詢問馬英九兩岸領導人是否有互訪的可能性?馬英九以一句「互訪,也不是不可能,」似乎留下彈性空間。但他話鋒一轉表示,互訪必須先克服到訪身分的問題,身為中華民國總統,他不可能以別的身分到訪大陸。而目前兩岸最重要的是深化交流,互訪並不迫切。

轉載自遠見:http://www.gvm.com.tw/event/2012summit/news01_2_2.html

【2012/11/06  遠見 1011106】

【與總統座談】催生馬胡會,做亞太經貿樞紐與教育中心

與馬總統觀點交流:

催生馬胡會,做亞太經貿樞紐與教育中心

作者:王思涵/整理
出處:遠見雜誌  特刊2010華人峰會專刊

主持人︰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會長/法學教授 陳長文

     與談人︰中華民國總統 馬英九

     智融集團董事長 施振榮

     紐約大學理工分校校監/前校長 張鍾濬

     新加坡《聯合早報》總編輯 林任君

     連續三年參加華人企業領袖高峰會的馬英九總統,擔任特邀貴賓進行開幕或閉幕致詞,已經成為此一盛會的傳統。

     今年的峰會,在這項傳統之外增加了一項創舉,讓馬總統與各界特邀貴賓一起坐下來,即席問答,和各界人士交流意見。

     主持人是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會長/法學教授陳長文,與談人則有三位華人領袖,智融集團董事長施振榮、紐約大學理工分校校監/前校長張鍾濬,以及《新加坡聯合早報》總編輯林任君。

     身為馬英九民間好友的陳長文,一邊主持,也一邊提出大膽的建議,希望未來兩年的峰會場合裡,馬總統能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公開見面晤談。

馬英九雖然沒正面回應這個建議,但是,「馬胡會」的倡議仍引發不小波瀾,第二天各大媒體均以焦點新聞大篇幅報導。以下是觀點交流的精華摘要:

法治納入ECFA,建議馬胡會

     〈主持人〉陳長文:今天在這裡,我的感觸很多,應該是高興遠超過其他的感覺。

     高希均剛才提到,從2008年到2010年,總統每一次都應邀,這也是我們的榮幸,同時也說希望這個傳統,才三年就叫作傳統(笑),希望能持續下去。

     我甚至覺得高希均、王力行以及我們大家,2011年如果可以有這個願景,馬先生、胡先生(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能在台北、上海或北京(會面),如果不是2011年的話,2012年也可以。如果2012年因為政治經濟等等因素不允許,各位確保一件事情,讓馬總統繼續2012年之後來擔任這個責任引導大家,這是我的建議。

     兩岸簽了ECFA之後,我們談讓利,也就是經濟能夠相互輔助,彼此提升。中國大陸各省、各個書記來,每次都是幾十億的採購,我們非常高興,我也很高興。

 但是不要忘了,除了法治之外,我希望總統可以考慮在ECFA的議題裡頭,責成陸委會一定要把兩岸法治的交流,特別是廉能的政府跟企業的誠信,列做一個議題。我今天為了這件事情特別寫了一篇文章,希望總統能夠參考。 馬英九答(以下簡稱答):因為你的問題是臨時提出來的,我只能說,我會慎重考慮(台下一片笑聲與掌聲)。

合作中日美東協,目標六國論

     〈與談人一〉林任君問:ECFA生效之後,台灣其他的貿易協議簽署進展如何?有什麼具體的目標?台灣對與新加坡洽談的經濟合作協議有什麼期待?

     第二個問題是,ECFA將創造兩岸經濟新商機,但是也將導致台灣的經濟結構產生變化。請問馬總統,政府要如何確保這些改變將讓全民受惠?

     答:跟大陸簽ECFA,是6月19日。8月5日就跟新加坡發表聯合新聞稿,雙方要來探討簽訂兩個台新經濟合作協議,現在已經在進行。

     我們主要的貿易對象,第一是中國大陸,第二是日本,第三則是美國。如果以國家集團來說,東協當然很重要,這些國家都是我們連繫的對象。

     跟美國簽FTA的機會不大,因為國會的授權還沒有恢復,比較可能的是在現有貿易投資協議TIFA架構下進行協商,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開始。

  跟日本也在聯繫當中,不一定是所謂的經濟合作,或者是貿易協定,還有其他個別的項目在談。

     最重要的是,簽訂ECFA之後,台灣在整個東亞或世界經濟版圖的地位已經跟以前不一樣了。

     很多國家看到大陸願意跟台灣改善關係,他們也覺得他們為什麼不可以呢?因此這方面來跟我們接觸的國家愈來愈多。

     我再強調一點,我們不是要跟每一個國家都簽自由貿易協定。經濟跟台灣有互補關係的,簽了才會有實際的效果。

      我們現在的目標,三年前就已經訂出了「六國論」(創新強國、文化興國、環保救國、憲政顧國、福利安國、和平護國),第一個就是把台灣打造成全球創新中心。創新不限於任何一種產業,工業、農業與服務業都可以。

     同時,產業結構也必須要改變。金融海嘯帶給我們很大的教訓,因為我們把所有的產業幾乎都集中在ICT(資訊跟通訊科技),未來勢必要有所分散。

大學自主,彈薪計畫引人才

     〈與談人二〉張鍾濬問:我個人認為,在ECFA以後,台灣很有希望變成亞太地區優質的高等教育中心。但是要達到這個理想,台灣在制度跟人力資源上,都有可以進步的空間。

  現在台灣的大學教授還是公務員制,大學校長直接向教育部長報告,中間沒有一個理事會或董事會的組織,使得大學操作比較沒有彈性,在預算與招生都有這種現象。

     請教馬總統,韓國與日本在這方面做了改良,台灣在制度上是不是有些打算?

     答:2010年8月開始,台灣有個「彈薪計畫」,換句話說,將來會有1200位教授,他們表現好的話,薪水就可以給到很高。

     這是為了因應全球挑戰,不論是香港、大陸和新加坡,都在搶我們的教授,我們感到壓力很大。

     第二個,教育部已經開始建立大學自主自理的計畫,將來大學會設有自主自理委員會,就像剛剛講的,國外大學有董事會的機構,所以校內的自治事項能夠有大的決定權。

     第三個,五年500億的計畫現在還維持傳統,一年100億,讓大學能夠請世界級的名師到台灣來。目前為止,我們現在大概請了600多位,其中有86位屬於諾貝爾級。

     我們一步步往這個方向走。但是我們開始得太晚,還有很多進步的空間。

研究與教學齊下,推雙聯學位 除研究外,教學也非常地重要。少子化的結果使得學生變少了,所以教育部積極推動把校園國際化,看哪些大學能夠提供全英語的課程,然後向東南亞招生。

     最近剛好有十幾個大學到東南亞去考察,在那邊設分校或招學生來台灣,而東南亞許多國家表現了高度的興趣,包括非英語系的邦交國都很有興趣。也有一些邦交國的學生來台灣,願意學中文,再用中文學習,這也很有趣,因為他們覺得中文很重要。

     最近剛來訪問的所羅門群島農業跟畜牧部長,就是屏東科技大學的高材生。也有從布吉納法索來的學生,在銘傳大學兩年,可以上台做脫口秀,學習能力很強。

     現在教育部也在推「雙聯學位」,若是外國學校到台灣來設分校,制度上有點難,但是可以先從雙聯學位開始,台大跟北大兩邊正在進行安排。

     2010年8月,非常感謝在場的立法院王金平院長,立法院通過開放與承認大陸學歷,並讓大陸學生到台灣來念書,這是我個人五、六年來的一個理想。

     我很欣慰,我們上任前,外國學生占本地學生的比例大概是1.3%,現在已增加到1.5%,預計很快會超過2%。尤其簽了ECFA之後,更多人對台灣有興趣,想來台灣受教。

〈與談人三〉施振榮問:未來華人如何對全世界的經濟做更進一步的貢獻?台灣在這裡面扮演什麼角色?在ECFA之後,總統不斷提出黃金十年,這黃金十年跟整個華人經濟體的關係是什麼?

     答:這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我們組成新政府後原來的構想,一個是做全球創新中心,一個是亞太經貿樞紐,再來是台商的全球總部跟外商的區域總部。

     現在這些構想基礎都打下去了,有產業創新條例,獎勵綠能、生技,還有綠建築、電動車。但更重要的是調整產業結構,我們從勞力密集變為技術與知識密集,那是非走不可的路。

     但是因為高科技產生的就業機會是比較有限的,台灣76%的就業機會,是由占企業總數98%的中小企業提供,如果沒有注重這邊的話,往往財富累積很多,卻沒辦法讓所有人分享。

      未來怎樣拉近貧富差距、增加就業機會,就是政府非常重要的目標,這跟產業結構絕對有關係。

     我推動12年國教的政見,再往上發展,就是要讓高職免費。

     這對台灣的傳統產業很重要,這也是提供就業機會最多的產業。往後十年,成長一定要有高就業成長的發展,才能讓財富為全國人民所分享。

    陸客來台灣,對台灣的經濟貢獻是愈來愈明顯。2009年來了100萬,2010年到9月底已經超過120萬。

     不光是他們來這邊消費,更重要的是促進觀光產業,包括餐飲、旅遊、觀光與百貨,投資金額初步估計,從2009年到2011年,大概會有1200億,全部花在台灣,由各行各業一同來分享,不是集中在某一個行業。

     多少年來,出國人數遠遠超過來台觀光的人數,現在有機會愈拉愈近,2010年來台觀光的有機會到500萬,已經跟我們出國的800萬,又拉近差不多200萬的數字。將來有一天,或許會出現「黃金交叉」(笑)。

索引【專訪】建議新政府 陳長文:第一優先 落實法治

建議新政府3 理律法律事務所執行合夥人陳長文:第一優先 落實法治

作者:楊瑪利、游常山、黃漢華
出處:2008年5月號《遠見雜誌》 第263期 

(全文未完)http://www.gvm.com.tw/Boardcontent_14135.html

     如果我是馬英九,我在520就職後第一天,我會邀請五院院長一起來談,如何真正在台灣落實法治?

     馬英九當過研考會主委,瞭解研究考核機制,他可以責成一個法制改革專案小組,每一年、或是每半年檢討進度,帶頭落實法治,問題就迎刃而解。

     制度既然制定出來,國家元首又能風行草偃帶頭做,制度的動能就會推動起來,像個火車一樣,會一路很順暢地走。

     從歷史來看,今天第二個法律人總統選出來了。馬英九這個法律人總統,和前一任法律人總統有什麼不一樣?

     馬總統任內如果人民給他八年執政,那麼對我來說,如果他只有一個議程,就是司法改革。考了100分就是100分,0分就是0分,如果他能把20%時間擺在法治改革,就能夠成功。

     但是如果他這部分不及格,其他部分100分,我還是覺得他是一個不及格的總統。我對馬英九總統的期許,只有落實法治這個唯一的議題。

民主要運作,法治要先行

     為什麼?因為還有什麼比這個更迫切嗎?如果沒有法治,民主是沒有辦法真正運行的。

     法治是什麼?我們對法律的整體認識常遭到扭曲。法律的功能,是按照法來做,有次序、法律規範、有強制力,台灣的法制是粗具規模,不能說不好,問題是有法律在那邊,卻沒有被遵守,我們政府居高位不遵守,下面就會有樣學樣。

     過去台灣法學教育體系出來的學生、任教的法學教授、執法的法官和檢察官,那個腦袋,從某種角度來講,說得好聽一點,是法匠,也就是法律怎麼講,他怎麼做,這樣也已經很不錯了。說得不好聽,就是比法匠還惡劣,就是在法裡頭,弄法。

(全文未完)http://www.gvm.com.tw/Boardcontent_14135.html

【專訪】被企業忽略的風險 2.不能再用「以前都這麼做」做藉口

被企業忽略的風險1.不重法務,當心賺不夠賠

近期來,經濟犯罪案件頻傳,透露出企業過於輕忽法律風險,在全球化的今天,企業主面對的已是一個在法律規範前提下的商業競爭社會,善用法律才能更上層樓。(作者:范榮靖遠見雜誌 2007年8月 第254期)

又一起企業涉嫌內線交易弊案爆發!

7月5日,最高檢察署特偵組大規模搜索全球最大高爾夫球桿頭代工廠復盛工業,更傳訊部分董監事、大股東、經理人等23人到案。檢方掌握證據顯示,美商私募基金橡樹資本公開發布收購復盛全部股權消息之前,已有知情人士在巿場低價買進復盛股票,涉嫌內線交易。

稍早之前,6月中旬,東森集團總裁王令麟也被檢調認為涉嫌違反證交法、銀行法、侵占、背信及政府採購法等規定,被收押禁見。這不是個案。從去年中信金控購買結構債插旗兆豐金控,涉嫌背信開始,至今,國內已有多家大型上巿公司經營階層的行為違反相關法令,遭到檢方搜索、起訴的案例。

中小型上巿櫃公司也好不到哪去。這兩年,光中部地區已陸續發生永兆、太萊、如興、金雨、捷力等公司涉嫌違反證交法,遭到檢調人員大舉調查。

輕法律,源自傳統只強調禮教

近年來,國內公開發行公司違反證券交易法件數,屢創新高。從2002年的34件成長到去年75件,其中2005年犯罪金額更高達737.7億。經濟犯罪居高不下,「尤其違反證交法的案子,如內線交易、炒作股價等,更是不斷成長,」法務部調查局經濟犯罪防治中心主任李錨也感受到這股不尋常。此刻,企業違法案件頻傳,透露出一個重要訊息,「企業過於輕忽法律風險了,」東吳大學法律系副教授謝易宏點出。

在國外,執行長洽談重大業務,一定帶著兩個人,一位是財務長、另一位就是法務長。但國內企業主卻「未將法律列為商業判斷不可或缺的一環,」理律法律事務所執行合夥人兼執行長陳長文說,多數海峽兩岸的EMBA∕MBA教學也忽略法律課程。

輕忽,起因於中國自古以來強調禮教,而不是法律。儘管進入21世紀的今天,已是法律人執政,但政府機構、單位,似乎仍然不重法律。上行下效,企業自然跟著忽略,「在台灣,人際關係遠比法律更加重要,」一位企業界人士直言。

罰責輕,讓企業主更加不在意

罰責跟不上時代變化也是原因。以內線交易為例,在2004年以前,最高判刑2年;之後,才提高到3年以上、10年以下、得併科1000萬到2億元罰金。罰責不重外,國內企業主也不太在乎。因為就算做出錯誤的商業判斷,遭受損失,股東也鮮少提出告訴,致使企業主多半不以為意。也因此,台灣近50~60年來,工商業愈來愈發達,但是企業主卻常把企業法務或律師顧問的意見,視為傳達不祥的噩耗。

很多企業主至今仍然不知,不同階段適用法律不同,例如公司公開發行之後,除了公司,也受到證交法規範。「無知,是企業主最常見的情形,」一位法律學者不客氣批評。連帶地,企業內部法務地位也不高。「法務部門在大多數公司仍停留在技術階段,無法進入決策核心層級,」交通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所長劉尚志觀察。

甚至,有些法務長不僅沒有盡到本份,還跟著執行長一起涉案。今年2月中旬,中信金控插旗兆豐金控一案偵結,法務長鄧彥敦涉嫌違反證交銀行法,遭到檢方求刑18年,併科罰金1億3000萬元。中小企業不設法務部門更是常態。台中地檢署檢察官王捷拓透露,他偵辦的20多件內線交易和不當操作股價公司,沒有一家設有法務部門,甚至一名法務專員都沒聘請。

郭台銘:跨國經營要重法務

在大環境沒有正確認知前,企業重視法律風險,必須倚靠企業主的遠見。
鴻海是最著名的例子。21年前,前鴻海法務長、現為威剛科技營運長的周延鵬,應徵鴻海法務部第一號員工時,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告訴他,「想要成為跨國企業,長久經營,法務非常重要。」如今,他已離開鴻海多年,但法務部門始終維持300多位,規模與國內法律事務所相比,僅次於理律,排名第二。

台灣中小企業也不乏這樣的例子。五年前,專攻DVD晶片的普誠科技董事長姜長安延攬鴻海集團旗下,後來更名鴻準電子的華升董事長劉揚偉出任普誠總經理一職。隔年,劉揚偉仿效鴻海作法,成立法務部門;如今,法務部門的成員從1人成長到6人,普誠的專利數也從10多個增加到接近100個。

「法務是公司最後一道防線,」普誠科技法務長湯仁宏分析,購買來自大陸的專利權,一定要求賣方保證專利沒有問題,就算出了問題,也是由賣方負責賠償;同時,為了避免其他部門簽訂合約產生疏忽,每項合約必須會過法務部門才行。

被罰過,才知道法務有多重要

只是,絕大多數企業重視法律風險,「常是受到教訓,才開始痛定思痛,」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盧柏岑觀察。聯發科對此感受很深。2003年6月,聯發科與美商億世公司(ESS)就DVD軔體著作權訴訟案達成和解,聯發科給付億世4500萬美元取得授權外,未來兩年根據DVD播放機晶片組的出貨量,也要支付權利金,總計付出9000萬美元的權利金,代價不小。為此,聯發科深刻體認到,競爭除了技術,還有專利,法務部門和研發單位同等重要,從2003年下半年起,擴充法務部門。

未上巿股王LCD控制晶片大廠晨星半導體也有切身之痛。

2004年,美商捷尼半導體(GENESIS)控告晨星侵權;2005年6月下旬,瑞昱半導體又無預警對晨星名下資產,進行總計15億元新台幣的假扣押動作,使得資本額不到4億元的晨星,差點招架不住。四個多月後,晨星股東會上,董事長梁公偉說,這些日子以來,與捷尼、瑞昱的訴訟案,讓晨星學到許多經驗。為了加強法務部門陣容,還從理律法律事務所新竹分公司挖角律師林美惠出任晨星法務長一職。也難怪,交通大學劉尚志在教學時,每當同學問他,到園區哪家企業工作比較好時,他總說,「最好選那種曾經被人告過的公司,企業主才會深刻體會法律重要。」

不思改,公司聲譽傷害更大

無論是領導人具有遠見,或是受到教訓才看重法律風險,只要肯做,都為時不晚。最怕的是,觸法後仍不反省,不把法律風險當一回事。三年前,國內一家上櫃公司沒有請教律師意見,也沒仔細閱讀合約內容,便終止一家歐州廠商的代理權。

對此,歐州廠商一狀告上法院。但這位企業主卻沒察覺到事態嚴重,因為契約準據法與管轄法院都在國外,代表訴訟過程全得依據外國法律審判,情勢對他非常不利。他完全不以為意,甚至為了省錢,也沒認真找到適合律師,終致敗訴。

更嚴重的是,他漫不經心的態度,惹惱了法院。外國法院在判決文寫明,這家公司在上訴之前,必須先將賠償金新台幣7億5000萬元拿出來才行,足見法院對這位企業主極不信任。沒想到,這位企業主卻說,如果要賠錢,他會自己掏腰包賠償。目前,這件官司已由外國法院交由台灣法院正在審理當中。

「這位企業主的說法,聽起來似乎有理,但問題是,造成公司商譽的損失,誰來負責?」理律陳長文反問。的確,法律風險之後,「伴隨而來的聲譽風險,對企業形象傷害更大,」一向給人溫文儒雅印象的東吳大學謝易宏副教授,罕見地提高語氣強調。

避糾紛,就從契約條款開始

其實,重視法律風險的最終目的,倒不是事情發生之後,如何解決,而是在於「如何事先防範,」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台北分所主持律師黃日燦點出。例如,企業每份契約簽訂之前,事先經過法務審核,法務便會針對準據法、管轄法院、保密條款、仲裁條款等,進行確認,即使未來不幸發生損失,也會降到最低程度。

這點,國內一家上巿營造公司合約管理室主任藍秉強深有同感。畢業於台大土木系、東吳法律研究所的他說,這個單位在三年前成立,目的便是為了減少合約糾紛;另外,他也教育工程師遇到突發事故,必須先通知業主,也要將過程記錄下來,以免將來產生爭議。

同樣地,國內車燈龍頭大廠帝寶工業也由一位法務負責審核合約,同時幫公司同仁進行教育訓練。另外,對於1萬2000多種車燈產品,現也開始招募專利工程師處理。合約訂得好可以避免事後紛爭。十多年前,眾達黃日燦的一位客戶出資,準備和另一間擁有很好技術的公司合作。為了避免以後產生衝突,在合約中,特別載明,決策必須兩人同意才算。這個動作果然使得這兩間公司至今合作愉快。黃日燦回想,如果當時沒有加註這個條款,日後勢必爭執不休。

控風險,將法律評估納入流程

更進一步,在制度上,企業決策過程最好建立標準作業流程,其中一個步驟就是諮詢法律部門意見。「法務參與決策時間愈早愈好,」眾達黃日燦補充。在作法上,最理想的狀態是,包括內部、外部法務提供的適當、適格法律意見。

十多年前,裕隆汽車董事長吳舜文為了布局海外巿場,但不瞭解各國相關規定,請來黃日燦協助處理裕隆的法律事務。這些年來,裕隆內部法務,搭配眾達外部法務,兩者相輔相成。黃日燦解釋,例行問題,內部法務解決即可;遇有重大議題則由內部法務配合外部法務負責。因為,各國法律規定變化很快,分工合作才能更有效率。

經過這一道審慎程序,儘管決策可能還是具法律風險,如果風險不大,為了搶占商機,而商機利潤又大於法律風險損失,大可放手去做。「理性分析後的風險,總比矇著眼睛去做的風險低,」眾達法律事務所資深顧問陳泰明比喻。

充分瞭解法律風險,也使企業平日營運得以因應。

以露天拍賣網站為例,由於法令規範網站不能賣酒、香菸,便在設計程式時,自動偵測,將菸酒商品下架,「省掉許多麻煩,」當過檢察官,擁有律師資格,現為露天拍賣網站營運站葉奇鑫表示。

善用法,防訴訟更鞏固市場

不僅如此,企業也可將法律視為武器,主動出擊。

以鴻海為例,內部建置了一套智慧資本管理分析系統,除了記錄鴻海專利之外,也分析國內外相關事件資料。因此,只要有人侵犯鴻海專利,鴻海可以馬上發動攻擊,「所有的訴訟,都是為了搶市場,」周延鵬說。

不只鴻海,有愈來愈多企業懂得運用這項工具,尤其是科技業。捷昇法律事務所律師張有捷分析,現代專利戰的樣態是,起初知道對方侵權先不理它,等到成本都花了,產品快要上巿,才去告對方,要求更高權利金。

更重要的是,「法務部門最好是直屬執行長,才能確保獨立性,敢提供建言,」理律陳長文提醒。重視法務之外,企業主更需以身作則才行。國際通商盧柏岑點出,若企業主有問題,對公司信譽影響更大。

現在,為了帶給企業主正確觀念,政府舉辦相關座談會。5月3日、15日,金管會便舉辦了兩場「企業內線交易防範暨法律遵循座談會」,反應熱烈。

此外,證券暨期貨交易基金會也從去年起,開設相關課程,例如「內線交易之防制及案例研討實務研習班」「最新公司法及企業併購法實務研習班 」等。

努力終於有了回應。證基會董事長丁克華表示,每次開課,迴響都很熱烈。

龍邦開發董事長朱炳昱在參加完研討會後,也準備籌設法務部門。他說,以前法務都是由財務兼任,但如今法務部門必須獨立設置。這是一條必須走的路。「瞭解法律、善用法務專業人才,企業經營才能更上層樓,邁向世界一流企業,」陳長文深深期許。

 

被企業忽略的風險 2.〉專家觀點 – 陳長文:不能再用「以前都這麼做」做藉口

平日,一提起陳長文,總會聯想到他是華人第一大的理律法律事務所執行合夥人兼執行長的身分,但鮮為人知的是,他研究財經法律與企業經營課題多年,也不遺餘力推廣這個課題的重要性。至今,他和理律的同事們已到過台灣與大陸各大知名學府,從台大、政大、交大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講授相關課程。到底企業界該如何重新認識法律,陳長文提出他的見解。

成吉思汗的《雅薩法典》記載:「傳回不祥情報者斬。」一些倒楣的蒙古探子,傳回噩耗同時,也陪上性命。 許多企業主也常把企業法務或律師顧問的諮詢意見,視為專門傳達噩耗的討厭探子,因而不曉得、不會、或更糟糕地不願意去徵詢稱職的專業法律分析,一概地把這些法律資訊加以摒除。

但不同的是,成吉思汗統率驃悍的游牧軍隊,不適用現代法律緊緻規範的商業與社會環境;相反地,在現代社會裡,一個不謹慎的觸法決定,不僅造成企業重大損失,嚴重者將使企業倒閉,甚至企業主個人更受到民、刑事的追訴。換言之,企業主面對的已是一個在法律規範前提下的商業競爭社會。進行競爭之前,必須先通過法律這個門檻。

提升法務地位,放眼跨國經營

法律對企業的重要性,已經不亞於生產、行銷、人事、財務、研發或資訊管理等六大面向,是企業主做出穩健商業判斷的必修課題。況且,這六大面向也都包含各自法律。

企業跨國經營還得注意超國界的法律,它包括了相關外國實體法律和爭端解決法規,以及涉及勞工、環保、競爭、證券、對外投資、併購、智慧財產權等的國際公約。今天,進入21世紀,已是法律人執政。但從政府治理角度來看,政府機構、單位,重不重視法律呢?答案值得商榷。上行下效,政府若是重視,企業自然也就不會忽略。偏偏,實情不是如此。我發現,海峽兩岸上巿公司董事席次裡少有法務長,便是企業不重視法律的明例。通常,重視法律風險的企業,在做商業決策時,多會經過一定程序,集思廣益之下,犯錯機率較低。

在制度上,這些企業決策過程會建立標準作業流程,其中法律是不可或缺的一環,而這個法律意見也必須是適格、適當的。這些企業尊重法務,一定先行瞭解國內外法令規範為何,然後諮詢外部法務看法。因為尊重,法務做起事來更加兢兢業業。

維護股東權益,沒有奢侈藉口

企業主必須體認到,時代已經不同了。今天,公開發行公司的資金來自社會大眾,任何決策必須對股東負責,不能輕忽法務的重要。常見到媒體報導大型企業在外國受訴後,以上億美元和解的案例,或因為海洋汙染,被外國政府處罰千萬元美元者,在在顯示不重視法務而致股東權益受到損害的例子。

當然,如果股東願意站出來,對於企業的錯誤商業判斷提出告訴,也會對改變企業主的錯誤認識產生糾正的影響。企業主已經沒有奢侈的餘地,不能用「以前都是這麼做」為藉口,來代表現在就可以這麼做。

如果法律不合時宜,在現有的規定下,法務長應該仔細分析何者可做、何者不能做?如果做了,又將承擔怎樣的結果?然後諮詢外部法務意見,盡可能討論到每個環節,使得企業主做出最適當的商業判斷。在作法上,法務又可分為內部法務、外部法務(國內外稱職的法律事務所)。每家企業都會根據自身需要,選擇最適合自己的方法。

法律不能賺錢,但能避免賠錢

如果企業規模不大,不需成立法務部門,至少得錄用國內口碑很好的法學院畢業學生擔任法務專員。其次,企業規模大到一定程度,要有一個獨立的法務部門,直屬執行長。如果不是直屬執行長,而是歸其他單位管理,法務便不敢直言,更不用提對所屬部門的決策客觀評估了,法務功能便難以充分發揮了。其三,執行長必須全力支持法務人員,給予資源,也應保持開放的心,聽得進法務的建言。

另一方面,內部法務也必須對外,不只國內,還包括國外,找到最佳的律師事務所,以備不時之需。最理想的狀態是,一個企業既有內部法務,也有外部法務。平常例行問題,交由內部法務解決;有些棘手的問題則由內部法務配合外部法務負責。原因在於,法律規定瞬息萬變,沒有人可以懂得全部,只有分工處理才能因應。

或許,法律無法直接產生利潤,但換個角度來看,重視法律使得公司避免損失,等於也幫公司賺了錢,千萬不要自認是萬能或為了省小錢,而導致最後花大錢賠償,造成投資大眾的損失,甚至執行長等人的個人責任。

范榮靖整理 遠見雜誌 2007年8月 第254期

【2007/08/01  遠見雜誌8月號】

折損馬英九,折傷廉能政治的願景 善不敵惡的宿命?

作者:陳長文 │ 攝影:遠見資料
出處:2006年12月號《遠見雜誌》 第246期

  這些年來,有感於法律人治國下種種荒腔走板的表現,筆者以《法律人,你為什麼不爭氣》為題寫了一本書,這本書只邀了馬英九寫評序,一則是由於馬英九是政壇上少數讓我欣賞的法律人,二是筆者對馬英九有諸多期待,希望書中觀點可以供他參考。然而,就在書本付梓的同一天,媒體披露馬英九的幕僚以不實發票核銷特支費,一時之間,筆者陷入掙扎與長考。

     對於法律人不爭氣的表現,筆者常常撰文點名批判,也在批判的同時指出我認為一個有格調的法律人,該以什麼標準自我要求。所以,在國務機要費一案中,當陳總統還沒被起訴前,筆者就堅決主張陳總統必須辭去總統一職,因為政治責任不同於法律責任,一個失去公信的元首,也將喪失執行政務的能力與資格。換言之,辭職的標準不在於三審定讞與否,在於人民對總統的信任所存幾許。

不爭氣的法律人又多一個?

     相對於馬英九,除了他的軍購立場筆者不能認同,並曾撰文批判之外,就筆者的長期觀察,我有十足的信心:馬英九絕對是位可以讓人極為肯定的法律政治人。然而,當看到電視上台北市長的特支費爆發爭議,筆者開始困惑,該不該因為這件事,也把馬英九列入「不爭氣的法律人」名單之中?

 對於許多過去長久以來信任肯定馬英九的人而言,其困惑的程度,必然也不亞於我吧!但從樂觀的角度來看,如果這樣的困惑,能讓我們從新思考對所有政治人物的檢驗標準,也未嘗不是好事。

     首先,每一個人的判斷,包括筆者在內,無可避免會摻雜一些主觀的因素。於是當我要把馬英九做為評論對象時,如果評論的是單純的「事」,我自信自己的客觀不致有太大的問題,但若要觸及人格的評價,我必須承認,我沒有辦法完全保持客觀,甚至我若勉強自己保持客觀,那勢必會流為一種「偽客觀」,畢竟,我和馬英九略有私交,對他有許多近距離的觀察機會,我很難不把這些近距離觀察的「主觀經驗」融入我對他的評價。

政治人物本就該「不夠朋友」

     如果容許我把這樣的主觀經驗帶入評價之中,我可以很篤定地告訴大家,馬英九或許會因疏忽、判斷失當、監督不周而犯錯,但絕不是個公器私用、貪贓枉法之徒。

     我的「主觀」之所以如此根深柢固,涉及許多私人的觀察經驗。馬英九的「朋友」,經常向我抱怨他是一個「恩怨不明」的人。既不記仇,也不記恩。甚至,一般基於人之常情想幫他一些忙時,他會本能地擺出「防衛姿態」,似乎深怕你幫了他,會在日後向他索求回報。

實則我很清楚,馬英九之所以對受惠一事處處防衛,導源於他對公私分際的堅持,他認為自己所擁有的資源、權力,屬於公眾而不屬於他,他沒有資格加以濫用,去造福他的朋友,或用來報復他的對手。

     「馬英九真的很不夠朋友!」相信馬英九的朋友都曾經這麼埋怨過他。

     但是話說回來,真正的朋友反而會包容馬英九,為他守過了頭的公私分際暗自喝采。相對於台灣政壇,馬英九的清廉自持,使他如鶴立雞群般的耀眼醒目。君不見當今政壇之中,多少政治人物把權力當作牟利工具,把手上屬於人民的資源,當成酬庸盟友的籌碼,然後,從盟友的手上,取回對價報償。於是,人民的公益,在交換中私化為政客的私益,如此公私不分,正是台灣政治頹圮敗壞的根源。

     但由於現今社會大眾用以檢驗馬英九的,往往只能以媒體揭露的部分資訊為準為據,在這樣的現況下,身為公民的一分子,我就不能只從主觀經驗出發,論述個人觀感,來為馬英九的清廉背書,我必須試著排除個人主觀情感來檢視馬英九。而其中最重要的問題就是:馬英九該不該為特支費一案,辭去市長與中國國民黨主席二職,乃至於暫時或永遠地退出政壇?

近來輿論有一些對於「制度殺人」問題的討論,認為特支費的設計,有陷人於罪的陷阱與盲點,若全面追究,6000多位領有特支費的機關首長,可能都經不起檢驗。這當然是一個值得檢討的制度問題,雖有人認為這是卸責的藉口,但即便不從制度結構析論,純粹就馬英九特支費案與陳總統國務機要費案相對此解析,筆者有如下的看法。

技術性過失vs.本質性故意

     就目前媒體所揭露的資訊以觀,馬英九的特支費的問題至少到目前看起來尚是「技術性的過失」,在須檢據的部分,市長室祕書以大額假發票替代小額的真實發票報帳核銷,對此馬英九的責任主要在於監督不周,由於並無事證顯示馬英九授意蒐集假發票,故從動機因素論,馬英九犯的錯屬於「過失」層次。但過失仍不能做為卸責的理由,惟關鍵在於對於這樣的「過失責任」,其應以何種強度負責?道歉認錯、懲處失職,這些行政責任的承擔表現足不足夠?還是要用更高的政治責任標準,要求馬英九辭市長、辭國民黨主席,甚至退出政壇?這個問題,我姑且不做回答。我的答案是一個「比較性」的答案,亦即,要對比陳總統及其夫人、親信所涉及的諸多案件的性質。

 在國務機要費等案中,就已揭露的案情來看,很明顯的,假發票的蒐集,是陳總統所授意主導並唆使偽證的。其不當屬性已非技術性的過失,而是「本質性的故意」。而這種本質性的故意,又不斷地透過一個接著一個、相繼被拆穿的謊言試圖掩蓋,使得其所建構的「貪污」外觀,已至為明顯,這也是導致陳總統支持度在10%~20%的區間徘徊的原因。反觀馬英九仍有高達過半相信其清白的民調數字,即不難看出,二者屬性本質上的不同。這也是為什麼在國務機要費起訴書公布之前,我即認為陳總統應負政治責任辭職下台,或至少放手讓民進黨的國會議員通過罷免及彈劾提案,由人民公決或憲法法院決其去留的緣故。

     換言之,在檢察官起訴之前,我對馬英九要否辭職,持保留態度,我不認為馬英九的責任強度和陳總統一樣。

社會公信,是政治人物的命脈

     但這是在檢察官起訴之前的判斷,不僅是基於我對馬英九清廉的主觀信心,就法言法,我也不認為檢察官有足夠的法律理由起訴馬英九(這部分的法律分析,請參考拙文〈當法律整到政治模範生〉,刊於《聯合報》,2006.11.20)。但我的法律判斷與主觀信心終究不等於檢察官的心證。倘若檢察官的心證與我的判斷不同,馬英九最後仍遭起訴的話,情形就不一樣了。

須知,政治強調的是客觀公信,而非主觀自信。不管我對馬英九的清白再有信心,也不管馬英九對自己的清白再有自信,這些都只是個人的「主觀自信」,並不等於人民的「客觀公信」。

     如果馬英九或我的主觀信心與檢察官的調查判斷不同,馬英九列為犯罪被告而遭起訴時。起訴書公布的那一刻,馬英九不但應該立即辭去市長與中國國民黨主席二職,並應宣布在一審判決還其清白之前,暫時退出政壇,亦即若在2008年總統大選之前,一審判決尚無結果,馬英九即不宜出馬角逐總統。

     這樣的宣布,不代表馬英九自承有罪,從法律責任言,起訴僅是司法程序的一個起點環結,有罪與否,尚要經過審判程序才能斷論。但法律責任與政治責任是不同的概念。法律責任,特別是刑事責任,講得是「無罪推定」,在法院做出定讞判決前,必須假定當事人是無罪的。

     然而,政治責任講的是「社會公信」,政治人物即便自認品德操守無可挑剔,但若人民對此抱有懷疑,這時,一個失去公信的政治人物,也就失去了代理國家公器的資格與能力。

折損馬,也折損了改變的可能

  但倘若以公民身分,看待這樣一位政治人物的折損,我只能說,我為台灣感到遺憾與難過,那將是台灣(甚至全中國人)的損失。馬英九代表的是一種台灣政治新風格與政治新氣象的可能性。他溫雅謙恭,舉止有度,與政壇上張牙舞爪的常態形成強烈對比;有人批評他過於拘泥法律,但這卻也是台灣法治進步的契機,讓台灣有機會一舉扭轉法律過去長期被統治者恣意曲解,矮化為統治工具的窘境;即便在特支費一案中,對馬英九的清廉形象造成了許多「外在衝擊」,但捫心而問,我很懷疑,馬英九退出政壇之後,台灣何時才有可能等到清廉堅持更甚於馬英九的政治人物?

      然而,不管是個人主觀選擇相信馬英九,或為台灣折損一位優秀政治人物感到遺憾。拉回我前面的主張,我們還是必須接受馬英九若遭起訴就只有暫退出政壇的結果。因為,不管是從法律層面或政治層面,我們都必須堅守一個觀點,檢驗政治人物講的是絕對標準,而非相對標準,馬英九比起其他政治人物相對清廉,並不能讓他豁免不論實質與形式都必須絕對清廉的絕對標準。

 德國哲學家費希特曾說:「善總是比較軟弱,因為它很單純,只能為其自身而討人喜歡;惡則以最誘人的許諾吸引著每個人;作惡的人們雖然彼此爭戰不斷,但當善出現時,他們就簽訂休戰協定,以便聯合為惡的力量來對抗善。」看到國內的政局傾軋,一些善良正直的政治精英總是很快就折損了,我都會想到費希特的這段話。我們曾經折損掉像王建煊這樣的政治精英,如果馬英九也折損,我不禁覺得,難道在台灣,我們不值得讓善良的人來為我們服務嗎?永遠要默默接受那些機關算盡的政客為我們帶來的痛苦嗎?

     (作者為法學教授、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會長)

http://www.gvm.com.tw/Boardcontent_12647_1.html

出處:2006年12月號《遠見雜誌》 第246期

法律是企業的基石

作者:陳長文 │ 攝影:吳毅平
出處:2005年12月號《遠見雜誌》 第234期

  如何能夠加速邁向世界一流企業,使得華人企業成為頂尖;一是法律,另外就是對世界的關心。

     我們談企業和法律的關係,企業如果要邁向世界一流,不只是在本國瞭解、配合法律,更要真正深入法律。

     因此中國企業瞭解中國法律是無庸置疑的;但是要邁向國際的企業就要瞭解整個國際的法律秩序。所以如何真正把企業和法律緊湊地相互配合是很重要的。

     希望各位不要把法律當作魔鬼,要把它當成決策判斷時不可或缺的一環;這樣對自己、世界、人類都會有幫助。

     可口可樂的品牌價格高達670億美元,憑什麼?如果沒有法律保障的話,可口可樂這四個字就不值670億美元,所以答案就是法律。

     今天中國是世界工廠,據報導中國境內七成以上河川、湖泊受污染;中國大陸9%的成長率要被大打折扣,因為得花錢清理。驕傲之餘,更得警惕,為什麼沒有嚴格執法?

     世界一流企業的新典範是把自律的促進和法律的促進合併在一起,法律是最低的要求,當企業從國內走到國外,僅遵守中國的法律還不夠,因為他國法律規定遠超過中國的規定。此外,更要自律,要求得比法律規定的更嚴格。

    企業家請尊重法律,請體會律師對你的重要性,有些律師有文化或人文特質,得要找到好的律師告訴你如何去挑選。

     中國人自古重農輕商,直到滿清末年才鹹魚翻生,但是真的如此嗎?我們還需要很多的努力,念法律的如此,企業家亦然。

     一流的企業新典範就是要發揚傳統的優點,第二個典範就是高標準的自律和守法。

     今天的倫理就是明天的法律,因為法律不斷變化,尤其今天走向全球化,企業可以進軍世界各國,要有更高標準的自律以適應全世界的法律。把法律的判斷納為決策的程式,發生危機的時候更可以解決問題;平時不這麼做,危機也不這麼做,這樣公司會倒閉。

     最後談到中國企業法制環境與挑戰,我認為中國的公司需要更透明化,才能更向上發展。(毛星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