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Interview】Humanitarian aid knows no borders: Red Cross official

Taipei, Feb. 11 (CNA)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should not be confined only to the country’s diplomatic allies, and Taiwan should do what it can to extend a helping hand whether the country in crisis is an ally or not, C.V. Chen, president of the Red Cross Societ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s suggested

In an article contributed to the China Times, Chen discussed the signifance of President Ma Ying-jeou’s recent trip to the Carribeans.

Chen noted that he suggested to President Ma Ying-jeou prior to the president’s recent visit to Honduras and the Dominican Republic that Taiwan should not donate only money to the impoverished and devastated Caribbean nation, but should also use its expertise and resources in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to help the Haitian people get back to normal life.

Ma then floated this idea during a meeting with Haitian Prime Minister Jean-Max Bellerive and Dominican President Leonel Fernandez in the Dominican Republic, winning support from both leaders.

Chen noted that since Ma declared a diplomatic truce with China following his inauguration in 2008, the president has set great store on foreign policy that has a legitimate purpose, uses legal means and is implemented efficiently.

In his article, Chen said this approach creates a situation that is beneficial in four major aspects.

First, Taiwan earns respect for such assistance because every penny spent goes toward the development of its diplomatic allies, according to Chen.

Second, it serves the people of the diplomatic allies rather than simply lining the pockets of high officials in those countries.

Third,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no longer have to engage in checkbook diplomacy in their tug-of-war for diplomatic allies.

Finally, Taiwan contributes more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th less political interference, Chen said, noting that Taiwan, though having limited resources in some respects, is rich in terms of the capacity and the will to carry out humanitarian work.

Chen also suggested to Ma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track and monitor the progress and results of the reconstruction work in Haiti.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should not be confined only to the country’s diplomatic allies either, Chen went on in the article, adding that Taiwan should do what it can to extend a helping hand whether the country in crisis is an ally or not.

He said the private sector is the most dynamic sector in Taiwan and that whenever disaster strikes somewhere in the world, it is Taiwanese private and religious groups that are most efficient at mobilizing for assistance.

The government, however, has not used the strengths of the non-government offices to make the maximum efficient use of the available resources, he said.

Chen expressed a positive outlook regarding the diplomatic direction of the Ma administration, but said that its attitude and operations should be more open and should be further refined. (By Lilian Wu) ENDITEM/J

【2010/02/11 Central News Agency 990211】

【專訪】催生修法 陳長文:社會真可愛

(聯合報╱記者王文玲/2010-01-08台北報導)律師陳長文是「兒童死亡保單」修法除弊的重要推手,昨天他得知修法通過,連聲稱好;他說,這是立法、行政、媒體共同努力的結果,也是法治社會的進步表現。

陳長文表示,兒童保險修法過程,顯示我們社會的可愛,以及對兒童生命權的關心。

他解釋,如果今天是總統下一個命令,大家照著去修法,沒什麼了不起;事實是,當任何一個好的意見被提出,能經由行政、立法過程,透過法律形式去執行,這是社會進步的表徵。

對於保險法相當了解的民眾戴立維,多次寫信給陳長文,詳敘兒童保險給付死亡喪葬費用達兩百萬元之弊。陳長文研究後,去年四月投書媒體,點出相關規定可能產生父母謀殺子女的道德風險,引發社會關注「兒童死亡保單」的議題,催生修法。

陳長文說,修法前的兩百萬元保險給付規定,就算發生案例不多,但一發生就是百分之百的人命,不能讓孩子冒這個險,行政機關願意重視他提出的問題,立法機關及早修法,加上媒體大幅報導,才能有今天的修法成果,「這不是我的功勞」。

兒童保險是陳長文第二次發揮意見領袖功能,影響修法;他曾為被溢收房屋稅,親自寫訴狀打官司要求政府主動退稅,促成稅捐稽徵法修正「陳長文條款」。

陳長文還說,希望各部會設立「政府律師」,能事先找出例如兒童保險規定有道德風險的瑕疵,或具跨國智識、敏感度,能協助政府處理美國牛肉案等難題

【專訪】幸福是一個總體 – Yahoo!奇摩新聞領袖專訪系列 – 陳長文

 

「幸福是總體概念,自己一個人幸福,其他人不幸福,事實上是沒辦法成就自己的幸福..」
受訪者 :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長/理律法律事務所所長陳長文
主持人:馬雨沛,前新聞主播,現任教於淡江大學傳播系

上集訪談題目:
一、紅十字會能見度不高 但工作紮實
二、修改稅法 捐助意願會更高
三、幸福是個總體的概念
四、兒子的障礙 讓我強烈投身公益事業
五、政府太重國防 輕視教育

線上影音 http://tw.leaders.news.yahoo.com/leader/8/140/
下集訪談題目:
六、律師為了錢 不顧社會正義?
七、老闆要求作假帳 你會肯嗎?
八、有錢有權 要對社會發揮更極致的影響力
九、兩岸和平 國防預算才會降下來
十、讓人焦慮不安的事 要排入優先
十一、給年輕人:知識、專業、健康、正直

線上影音http://tw.leaders.news.yahoo.com/leader/8/141/

訪談記錄 (上)

問 :

馬雨沛:歡迎您從Yahoo奇摩線上收看今天的台灣領袖專訪系列節目,在今天我們邀請到的這位台灣領袖,他在許多不同的領域都是意見領袖。所以大家應該可以說對他很熟悉;但從另一個角度,大家又對他不太熟悉。因為大家熟悉的可能是他的文字、見解,但是其實並不常看到他的身影。所以要看到他的身影,常常是在一些社會角落,反而是有鎂光燈時他會避開。

今天的影音專訪,對線上很多參與的朋友來說,是個很好的機會。我們今天歡迎陳長文陳律師,也是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長陳會長。歡迎您。

剛剛已經有講到,律師在許多不同領域作了許多不同的事,但由於紅十字會這一塊和公眾事務是非常非常密切的,因此有網友特別在網路上詢問,他因為工作的關係,會接觸與紅十字會相關的工作。因此他發現,這組織真的是作了很多事;但他同時也發現,社會大眾對於紅十字會做了些什麼,好像不是那麼瞭解。因此他想問,紅十字會是不是有什麼辦法,可以讓更多人來瞭解?甚至進而參與紅十字會?

紅十字會能見度不高 但工作紮實現在公益行銷也是相當重要。要如何鼓勵更多人來參與?另外,陳律師您當初又是怎樣參與的?

答:

陳長文:105年前的中國,就已經有紅十字會的組織了。這組織是105年前在瑞士成立的。當時有一位銀行家亨利‧杜南,他二、三十歲時經過義大利一個發生戰事的地方。當時遍地都是傷兵,哀鴻遍野。亨利‧杜南看到這種情形,感到相當不忍,就和當地的居民救助這些傷兵。回去後,他對這景象久久不能忘懷,就把它寫下來,寫成一個memoir(備忘錄),這個紀錄在歐洲引起廣大的回應。裡面寫的其實很簡單:在戰場上,傷兵沒有人救助,任他在那裡哀號、死亡,讓人很不能接受。他呼籲世界應該要成立一個自願救援的組織、推動救援的運動。這呼籲得到了許多國家的支持。自此之後,因為大家覺得這個人很了不起,就以他的國家(瑞士)國旗翻轉過來,成為紅十字的標誌,以紅十字組織來作運動。

亨利‧杜南雖然是銀行家,但他死時,最後是一貧如洗,沒有人認識他,在療養院中死去。在他死前,他得了第一屆諾貝爾和平獎。

我剛剛有提到,紅十字會在滿清末年的中國成立。當然來到台灣,紅十字會也作了很多事情。

在50年代到80年代,大家都曉得當時的台灣政治是閉鎖的,是戒嚴的時代。所以民間團體的活動其實是比較少。紅十字會組織應該是亦民亦官,我們有一個紅十字法。這應該是唯一一個民間組織用法律方式來擬定的。

一直到80年代這時期,台灣紅十字會的角色比較消極、能見度也沒那麼高。但到了80年代,1988、1989年之後,兩岸探親開放,大家應該還記得,許多老兵要回家去。但開放探親,就出現問題,兩岸沒有一個溝通的可能。當時是漢賊不兩立的狀況。但探親活動開始了,兩岸民間團體的交流增加了,那怎麼辦?

政府就想出了一個辦法,是不是透過紅十字會?因此台灣就和大陸的紅十字會開始接觸,簽了許多協議。包括大陸偷渡客來了,要如何把他遣送回去、以人道的方式把他們送回家等等,這是當時紅十字會的角色。

到了90年代,紅十字會的角色變了蠻多。大家比較有印象的應該是1999年921大地震。當然當時大家有印象的是921大地震而不是紅十字會,可是紅十字會在當時顯然被震醒了,紅十字會應該要扮演救災的角色。從這裡各位可以體會到,紅十字會雖然能見度不高,但相對做的事情,還算是夠紮實。

我們大部分經費來自民間,我們就要把事情做好,讓大家知道我們做了些什麼。第一個,當然我們很慶幸,戰爭離我們很遠,我們也希望它永遠不會來。第二個,和戰爭一樣恐怖,甚至它帶來的災難是更麻煩的,就是天災。颱風、地震、水災等,這些都是災難。當然我們的政府在救災防災方面並不是作得很齊全。

在921之後,我們在台灣23個縣市,包括金門馬祖,都有紅十字會的分支會。在這些分支會裡頭,我們應該都訓練了蠻好的志工。每個分支會都有自己的組織,有會長、理事會,有很好的志工,也有救災備災的訓練和中心。如果我們發生災難的話,顯然與以前70年代、80年代的紅十字會相比,顯然是健全的多。

修改稅法 捐助意願會更高

問 :
馬雨沛:陳會長您提到這一段,也表示您在80年代左右,就已經開始參與紅十字會。

陳長文:嗯,對。 馬雨沛:所以時代轉變,社會轉變,服務形態也隨著轉變。所以如剛剛這位網友所說的,要用什麼方法讓更多人知道紅十字會?

答:

陳長文:剛剛有一位朋友談到,我們要有什麼樣的媒體,這就是一個很好的題目。我覺得Yahoo新聞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今天大家開始懂得上網看新聞。以我們紅十字會來說,基本上沒什麼新聞可讀性,除非一個人真的有心,想去思考亨利‧杜南到底是什麼樣的人。我剛剛有提到,他是一個銀行家,路過一個地方,心生不忍,然後他就拋棄本業,最後貧病的死在安養院。這種人,我想我們會想看到這種人,還是想看到另一種人?我想這又回歸到媒體的問題。

紅十字會應該是在做事,憑著良心在做事。我們的希望是,有苦難的地方就有紅十字會;有紅十字會的地方,就有希望。至於今天線上的朋友,如何來給紅十字會更多的支持,這需要大家一起來作。

馬雨沛:既然陳律師投身在社會公益領域這麼長的時間,也親眼見證紅十字會的轉型與成長,對於台灣公益組織的發展,有沒有看到什麼趨向?大家參與的情形夠不夠?對於投入志工、公益事情,與自利的事情這兩塊之間,有沒有看到什麼改變,或是期許?
陳長文:我從紅十字會的角度來談。紅十字會其實也是一個志工團體,雖然有政府首長在我們裡頭,我們也算是一非政府組織。我必須說在80年代之後,在政治解嚴、報禁解除了,我們看到了民間活潑的力量。這部分我想我們大家都能體會到。尤其是和中國大陸來比較的話,我們的開放是很有成績的。

舉例來說,這次512汶川大地震,我們國內募得的款項應該是接近16億。比較921大地震得到18億來說,算是很多的。這筆款項我們也送到大陸去。我們除了在當時緊急救難,幫助災民以外,也進入了重建階段。我們蓋學校、醫療所。不過硬體是相對簡單,我們也還有許多同仁在災區積極的作業當中。我們發現,必須把軟體帶進去,必須讓災民感受到心,讓他們感受到台灣2300萬的人真的在關心他們,而不僅僅是錢,而是我們有深入當地做事。

馬雨沛:這該怎麼做?

陳長文:我們邀請了台灣30多個非政府組織,大家組成了一個災區聯盟「川盟」,在這之中有許多社會學家、心理學家等相關人士,我們進到災區作教材,和當地紅十字會、學校合作,進到陝西、甘肅,和他們談。
這部分我覺得是非常有特色也重要的一點。對於台灣的非政府組織,我覺得我們應該是要感到驕傲。我們老百姓可以給組織更多的支持,政府也能給更多支持,少一點管制。尤其在稅法上面,讓老百姓能夠給組織有更多的捐助。對於整個台灣的文化、社會的祥和,對國際社會的貢獻,應該會有很大的幫助。

幸福是個總體的概念

問 :
馬雨沛:陳律師曾在自己的陳長文會客室中提到很多次,幸福是個總體的概念。對於所有的人來說,在考慮私人和他人之間,其實界線不見得是這麼清楚的。以亨利‧杜南來說,當初他關心的是自己國族的人。這次川震的例子募到16億,我們救助的是對岸的同胞。如果說我們延伸來看,我們對於一個公益或公民社會的概念,要如何紮根?

答:
陳長文:重點在於每一個人的心可以打得開。921之後,我覺得台灣人越來越能感受到人溺己溺、人飢己飢的問題。除了災民以外,我們在旁邊看到的,感受也會很強烈。比如說反映在南亞海嘯、緬甸水災、伊朗地震等等,當然更不用說反映在汶川地震裡頭,這些反應都是表現出來的。

這之中也需要媒體來告訴大家,幸福是總體概念。我們自己一個人幸福、而其他人不幸福的時候,事實上是沒辦法成就自己的幸福。這件事需要體會。越多的體會,人的反應就越強烈。這十年來,我從紅十字會總會的角度,看到了可喜的發展。不只是說,更要去做。在態度上要正確。

包括十年前我們拿錢幫助對岸的災民,會有人說,台灣錢都不夠,你還拿錢去救對岸的人?對岸政府對我們這麼惡劣,你為什麼還要送錢過去?

但最近這幾年來,大家比較不會這樣想,或是想法會作調整,災民和政府其實是有差距的。這是我們教育的成功。在這之中,媒體當然有很大的力量。

馬雨沛:在您參與紅十字會這麼長的時間裡頭,除了宏觀的去看,也實際參與了救災行動。這當中有沒有讓你特別感動的故事,或是深深覺得值得,應該要再多投入的?
陳長文:感動的故事當然很多,不單單我個人有,相信在那邊的志工也有很多可以談。比如說,在921大地震的時候,我們紅十字會在南投有一位總幹事,自己本身就是災民。當時他是我們紅十字會的志工,現在已經是當地總幹事。他全心全力的投入救災的工作。

另外我們也能看到很多人有這樣的心和態度,進而捐錢。我定期會看捐款名單,常看到有一些人名經常出現。我常覺得我們應該要表示感謝、感動與肯定,甚至想過是不是要跟他們連絡。結果我同事告訴我,那位先生或那位小姐說真的不必要,他們只是想透過紅十字會,表達自己對其他人的關心。這都是一些令人感動的故事。

這也讓我體會到很多事情。比如說去年四川的大地震,我到了四川很高很高、差不多三千多公尺的山上,一個很遠很小的村莊。我看到那些災民事實上是過得很苦,又發生災難,真的是過得很辛苦。人的毅力,那種和天奮鬥的力量,真的是讓我感動。

我的感動是,我們能夠幫助別人,我們2300萬人把愛心帶過去。那些人也許不知道台灣在哪裡,但那些老媽媽在聽到我們說要去捐錢、去幫忙做些什麼,她們會從屋子裡抓出繡花的鞋子,三步兩步的跑回來,說要讓我帶回來。

馬雨沛:以她們的方式來表達?

陳長文:那種感動,確實是會讓你感覺,幫助別人比接受別人幫助,要得到的更多。我的感覺,當然是代表台灣2300萬人的愛心所得到的感覺。

兒子的障礙 讓我強烈投身公益事業

問 :
馬雨沛:您剛剛提到的這過程,想必一定是非常豐富的。從參與、投入的過程,獲得更多,也看到對方的回饋。這裡有一位網友問到,陳律師您在自己的家庭生活裡頭,您的公子成長過程中不是像一般人的狀況,是不是因為這樣,使得您更願意投入公益?是不是有這樣的助力?在這裡頭,您是如何思考?

答:
陳長文:我在我的部落格中寫了一篇文章、一封公開信,給我的兒子,叫作「給文文的一封信」。這是在父親節,民生報希望我可以寫一篇文章。這孩子是一個重度障礙的孩子,現在已經是26、27歲了。他很快樂、他很好,他也帶給我們很多困難吧。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講,我覺得他帶給我、我們家的啟發,是大於如果我們家沒有他所能想像得到的。沒有他,我會不會投身公益去做事?我的答案是,或許會,但不會這麼強烈;也或許根本就不會。

另外,如果你問我太太,她的答案應該也是類似的。不過作媽媽有特別的感覺,我沒辦法代替她說。所以我覺得推己及人的態度是對的。因為這樣,我在紅十字會裡頭,當時做秘書長、副會長的時候,我們推動了一個「讓愛穿透障礙」的活動,幫助身心障礙的孩子與他們的家庭。

它的目的有兩個,第一個是喚起大家認識、瞭解「身心障礙」是什麼意思。有許多人認為,家裡有這樣的孩子,是因為他們上輩子作了不好的事情,這輩子要贖罪。所以許多爸爸媽媽躲在家裡不敢出來,更別說這個孩子。那樣的態度、認知是不對的。所以一方面是喚起意識,另一方面要有更多社會的資源。

因此在當時那幾年,很了不起,募得了六千萬的資源。在1990年的時候,這應該是當時唯一、第一次我們募到這麼多錢。

這錢拿來幹嘛?幫助每一個家庭、團體,每一個散在各個角落或見不得人的家庭、媽媽們。我們提供這些家庭、團體一些諮詢、微薄的幫助,讓他們能繼續下去組成一個團體。對於教養團體,不管是立案或沒立案的,我們都提供幫助。

我們當然也透過師大的幫助,心理衛生、特殊教育的專家等,請他幫我們把事情做起來。我覺得這些事情對我來講,不是一個詛咒,而是祝福。從這角度來看,我們家的文文是不是如此,他可能不能回答,但我能回答。
政府太重國防 輕視教育

問 :
馬雨沛:相信您也一定接觸過許多爸爸媽媽,有相同的情形,需要幫助,是金錢比較重要,還是
制度上?抑或是你剛剛提到的教養的問題、各機構的協助?
答:
陳長文:我覺得金錢的幫助是絕對要的。對於經濟上沒有能力的人,我們很難想像像我們家這樣的孩子,怎麼帶得下去?尤其有些家裡還不只一個,除了小朋友有這樣的狀況,老年人也有。譬如說,老人癡呆。對於一個經濟條件不夠、或者只是一般薪資階級的人,家裡有這些人,日子是很難很難過的。所以你會看到一些新聞,爸爸帶著姐姐、孩子,一起去自殺。因為他活不下去。

這部分,我覺得社會的計劃要不斷的進行。社會各界也要不斷的關注這些問題,不單單是這種孩子,還有各種孩子、老人和各種狀況。這是沒完沒了的一件事情。

說到這裡,政府目前的總預算,教育是第一、社會第二,國防預算第三。目前國防預算真的是太超過了。國防預算高到一個程度,其實是完全沒道理的。比如說我們要買30架阿帕契攻擊直升機,預算750億,每一架就是30億。阿帕契直升機是打坦克車跟其他的東西,可是直昇機就是直昇機,25億一架。

鏡頭若馬上轉過來,爸爸帶著孩子、姊姊抱弟弟去自殺。為什麼活不下去?活不下去的人很多很多。所以我覺得這部分,政府要有很大決心,決定老百姓的需要究竟是什麼。國防絕對需要,但國防的浪費是很明顯的。

另外,就整個社會救濟與制度來說,我們社會各界會體會一件事情:儘管我們可能力量不夠,只要是有多餘的心跟力量,就把它捐出來,捐到各個非政府組織、對你來說覺得重要、認同的組織。對那個組織來說,集腋成裘、積沙成塔,就會有很大的助益。我想這應該是我們都能作得到的。

觀念、態度、想法,最重要的就是行動。必須付諸行動。不要想說只是100元、 200元,沒有什麼了不起。只是麻煩一點,到郵局去劃撥,或是用各種方式去做,我覺得是值得的,也是有意義的,這樣你會心安。另外,相對的,就有很多家庭能得到幫助。

 

訪談記錄 下

律師為了錢 不顧社會正義?

問 :

馬雨沛:從陳律師剛剛這番話,回答問題的同時,他其實又是一個家長的角色,也看到其他家長必須承受的辛苦。因為家裡的一個小孩或是某些成員,而成為高危險家庭。剛剛陳律師也把眼光調到很高的角度,談了國家預算分配。所以陳律師、陳會長的角色,在之間來來回回,轉換的很好。

那我們就要來問問律師、法律人這個角色。陳律師您長期進行法學教育的工作,擔任教授的工作,很多人都會問法律問題:律師是不是為了錢,可以不顧社會正義,可以為了當事人來進行辯護?所以說如果律師確知當事人犯罪,卻還是想辦法幫他脫罪,那麼學校法律系是不是為了有錢人、小偷、犯罪人來訓練人才的場所?

答:

陳長文:這題目涉及到兩個問題。第一個是律師的角色是什麼。要作律師、法官,除了學法律,基本上就是要公平正義。做律師應該是為了公平正義,而來學習律師、成為法律人,這一點是完全不能被質疑的。至於做律師、法官或檢察官,角色是不同的。我曾經寫過幾篇文章,談到全觀的法律。基本上,全觀也者,就是要看360度的角度。所以我們在看一件事情時,必須要全觀;要看到左邊也要看到右邊,要看到上面也要看到下面,要看到好人也要看到壞人。

但是當我做律師的時候,我可能代表的是剛剛網友所說的好人。那至於好人是什麼?好人不太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好人。我覺得這像光譜一樣。這一個訴訟裡頭,有原告和被告。在刑事案件裡頭,有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有檢察官,有法官;在民事訴訟裡頭,有原告、被告。

所以一個律師代表原告某甲,另一個律師代表被告某乙,這兩個律師在訓練上,都應該要有全觀的看法。我今天即使代表某甲,我要知道某甲有什麼優勢,他有什麼缺點,有什麼立場是說不過去的。我同時會想到,我的當事人說不過去的地方,被告的律師一定會把這部分當作主要攻擊的立場。

既然今天某甲是我的客戶,我就當然全力為我的當事人主張立場,把他的優勢發揮到極致。當然他的缺點的部分,如果他是犯罪人的話,我會說服他坦白從寬、從實招認;如果是一般民事的話,你只能要求人家賠你,比如說,80元不要求100元。這時候我會希望我的當事人同意我的想法。如果他不同意我的想法,那我會希望對造的律師是很能幹的,能講得很清楚。在刑事案件裡頭也是一樣。

更重要的是,希望法官判出來的,就像是一個全觀的律師能做出來的決定。所以說,法律的成就,是要律師、法官、檢察官、原告、被告律師通通在一起,甚至包括當事人,大家一起來成就共公平正義。

老闆要求作假帳 你會肯嗎?

問 :

馬雨沛:這是從不同的角度、不同觀點來解釋、支持每一個人應當有的權益。不過我想這網友隱藏了一個概念。像最近有個調查:如果公司要求職員作假帳的情形下,會有多少人願意?

陳長文:聽說還蠻高的。

馬雨沛:對,答案是1/4。所以在專業的判斷下,什麼情況下會違悖了專業?

答:

陳長文:這問題與其是說專業,倒不如是說,如果今天老闆要你做假帳,你會不會做?有些年輕的孩子說我會,這個答案當然有點令人驚疑。這個跟事實如何,我覺得很難說,不過我相信是不會太離譜。有很多年輕人,在做選擇的時候,他囿於很多緣故,為了工作吧,做了一個連自己都覺得不該做的選擇,比如說為老闆作假帳。或者是我們最近看到的案子裡頭,有些政府官員會因為老闆要求他報假帳,結果他報了假帳。

在這種狀況之下,我覺得是對年輕人的一個考驗。出入職場的年輕人,當面對這種困難,自己良知上覺得不該作,專業知識覺得不該做,你要作還是不作?你只有兩種選擇。做了,可以留在職位上、可能加薪,不作,可能會炒魷魚。這件事情我沒有答案。但我只能對年輕人說,如果你有選擇,你應當避免作一件你自己認為不恰當的事情。當你一旦做了,你就會繼續做下去。你就會忘記了你應該要怎麼辦。

我記得美國文學家Frost曾說過,一條你沒走過的路,the road not taken。來到十字路口,你要向左轉還是右轉。一條路最容易走的路,可能不是一條最正當的路;另一條路比較難走,你是不是要走這條路。

到最後,人生因為二、三十歲的年紀,你還要到四十歲、五十歲、六十歲,一步走錯了,往後走錯的機率會更大。

所以在給畢業生的一封公開信裡頭,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告訴年輕人,挫折事實上是個禮物,人生最重要的價值就是正直的人生。我想這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馬雨沛:我們剛剛談的可能是作假帳、是會計,但同樣可以延伸到法律人、或所有專業的人身上。

陳長文:沒錯,不過我剛剛提到重點就是,除非法律人跟當事人一起去做假,不然法律人在另一角度上,當然不能作假,但他若是代表原告,他當然必須為原告的利益辯護。只是說,是不是能辯護到一個程度,把黑說成白的,而不讓對方律師或法官找到毛病,我的答案幾乎是不可能的,律師不太可能把黑的變成白,但律師確實會替當事人求得最大利益。

有錢有權 要對社會發揮更極致的影響力

問 :

馬雨沛:大家都會對律師有通天本領的預期,所以才會有這樣的問題。比如說您是知名律師,那您會不會有特權?比如說房屋稅。您在爭取過程中,有網友認為,因為您的知名度、社會上的聲望,會比一般人還容易爭取。如果一般人權益受損,是不是求助無門?或者是有什麼管道,可以讓他們伸張自己的權益?

答:

陳長文:我的房子的事情,顯然完全是政府公務員的錯誤。我也不怪他們,公務員事情這麼多,人這麼少,才會把別人家套到我家來,把我的住屋變成營業,這明顯是政府的錯誤。此外,一連串下來官官相護,我當然是孰可忍孰不可忍。我又是學法律的,當然要爭取自己的權益。在這種狀況之下,我的問題解決了,是因為政府立法了,或是因為政府主管機關認為不對了,各種原因都有。

如果網友認為是原先知名度,我會覺得沒有說錯,但也說錯了。

第一個,應該不是知名度,而是問題本身正確或不正確。如果有很多人都有同樣的問題,這些人若能組成共同的力量,透過民間單位、媒體不斷的發聲,不斷的去談問題。今天的政府比以前進步的多,雖然還是有點顢頇或傲慢,但還是會聽。另外,就是透過國會,我們的立法委員,也要去給壓力。我們是民主社會,只有用這方法來做。

如果大家認為我是知名人物才有特權,這其實不太可能,因為我一直輸一直輸,一直輸到後來我很生氣,很可能就因為我是知名人士。

重點我想說的是,這位年輕人也許可以跟我一樣,你好好把書念好,經常做出貢獻來,提高知名度,選立委或選總統,你的任何問題、任何人的問題,都能得到解決,不是嗎?我常在想,如果社會每個人都能站在比較有影響力的角度,對其他弱勢的人會很有幫助。所以站在比較有高度的人,或者是有錢有權有地位的人,所承擔的責任其實是更大。在那個時候,有錢有權的人,沒有能夠好好把自己影響力發揮到極致的,我覺得他愧對社會,站在那個角色是不應該的。這一點希望能與大家分享。

馬雨沛:如果理財教育都深入國中小學了,我們的法律教育夠不夠?法律教育是不是應該更往下紮根?

陳長文:完全正確,法律教育當然該往下紮根。同樣的問題就是,在我們的態度上、生活上、行動上,法律教育的問題。也許你是有感而發。我常提一個問題,就是司法改革。比如說80年代之前,和現在政治開放、報紙開放、政黨開放來比,台灣法律是有長足進步的。但是法律制度和法律人,從80年代到現在吧,現在辦理法律者大概是三、四十歲人,他們從過去活到今天,他們想法是否改變了?這法可能是從70年代、甚至是50年代就開始做了,一直做到80年代、90年代,是否能作徹底改革?這也是大家關心司法改革的原因。

回到預算的問題,我會希望我們政府刪減國防預算,把錢拿出來擺在司法、司法人員教育、在職訓練。司法人員的教育不僅是態度,也是position,對問題的看法。這些都要教育,檢察官、法官、律師應該是什麼樣的立場。

因為這些法律人對老百姓、對國家、對他們自己生活的環境是不是感到滿意?司法信心指數其實是很重要的指數,這指數應該會比國防是不是能抵禦可見的敵人,比如說對岸,我覺得老百姓一定會說,司法重要得多。另外,社會福利也重要的多,教育重要的多,大家也知道。

馬雨沛:所以大家可以持續關心這一塊。

陳長文:法律已經不錯了,但改革需不需要?當然需要。我和羅智強合寫了一本書「法律人你為什麼不爭氣」,意思是法律人要爭氣,尤其在這個關頭,大家對法律人非常渴望,希望法治能真正落實,公平正義能出現在所有的案子裡頭。

兩岸和平 國防預算才會降下來

問 :

馬雨沛:我們剛剛看到陳律師、陳會長有不同的角色,同時也是一個企業主管的角色。但在這之外,陳長文律師還直接參與許多跟政府相關的工作,雖然您說不是公職,但在兩岸方面,包含兩岸如何談判、破冰,在海基會草創階段,著力很深。所以有網友想請教,從一開始開疆闢土,到現在看到的是進退失據,他想知道您當年的理想,和現在差距多大?實現了多少?得失、成敗之間,您現在回頭看看,關鍵是什麼?

答:

陳長文:這褒獎我是不敢當。90年代,我因緣際會擔任了紅十字會的秘書長和海基會的秘書長,當時的確是充滿理想。當時的客觀環境可能是不允許。那時理想就是希望兩岸可以和平,在和平的情形之下,兩岸可以有很多選擇。包括獨立、統一,那是一個極端,和獨立之間其實有很多種可能。但重點是和平。但當時有很多原因吧,顯然是不太能成就。因此我在海基會的兩年多的時間,我就辭掉了這個工作。

從90年開始到今天,已經過了20年了,時光實在是很快。這位網友說到進退失據,但如果是拿2008、2009年來看,我會覺得應該還算好。馬先生擔任了總統,現在兩岸顯然是以比較和平的方式走。兩岸原本有很多打不開的結,現在也陸陸續續在打開當中。

我是樂觀的看。今天兩岸態度或客觀條件,比當初好得多。今天能實現我的理想,就是兩岸和平,互相交往、經濟上互補、文化上交流,老百姓安定過日子,國防預算降下來,中國大陸做更多承諾,把威脅降低,讓我們把這邊預算降低,把更多的錢用在社會福利,給更多窮苦的人支持。我覺得兩岸關係應該是進步的、樂觀的。唯一一點,我之前寫過一篇文章,這文章裡頭提到,在兩岸關係進程當中,我們在推動我們的經濟、文化等等,我會希望我們的政府花更多力氣,能就兩岸法治發展,互相切磋。甚至提醒中國大陸。在中國大陸改革過程中,經濟、建設有很大的成績,文化上也有進步。但很重要的是法治的發展。中國大陸在這方面有很大的壓力和瓶頸,因為和民主改革是息息相關。這部分是中國大陸的功課,我會希望我們政府能就這部分能有更多的溝通切磋,務必使雙方建構一個環境,使我們理想的境界能夠落實。

馬雨沛: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你是樂觀的。

陳長文:我是樂觀的,是抱持謹慎的樂觀。所以我也希望中國大陸在這方面加油,我們的法治也要加油。

馬雨沛:在這個階段裡頭,政治、經濟、民生,有沒有哪一塊是不能碰觸的地雷?如果政府往來有這麼大的限制的話,那民間往來部份,兩岸三地華人可以做什麼共創局面?

陳長文:對於台灣來說,幾乎沒有題目不能觸碰,台獨也能談。可是對中國大陸來說,不能觸碰的就是政治改革、法制改革,法制改革如何來落實,或是政治改革一時半刻沒辦法有變化,法制改革可不可以提前?這是一個題目。當然法制改革就包括很多題目可能不能觸碰,或即使觸碰,但中國大陸有很多顧慮。

而所有華人能做些什麼?我覺得華人很聰明也很有心,如果大家覺得這是個題目,那考慮中國大陸面對的困難和政治環境,或講白一點,一黨專政的命題,在它的憲法裡面擺進來。現在中國大陸如果沒有一黨專政,很多事情做不來。但這永遠是一個弔詭的問題,一黨專政能到什麼時候?什麼時候能有不同的狀況出來?中國大陸是不是有答案?華人是不是有答案?這些答案都是很善意的,都是希望中國領導人能夠體會、理解,能夠加油。

這些是我在謹慎的樂觀裡頭,唯一我感到希望能夠謹慎注意的題目。其他當然貧富不均、社會現象等等,都是可以透過其他方式得到答案。

讓人焦慮不安的事 要排入優先

問 :

馬雨沛:您在自己部落格發表非常多的文章,關心非常多的議題,您也提到不要對事情置身事外。因此我們也能看到,您關注面非常非常廣。在這些議題裡頭,哪些議題優先性特別強、應該先著手去做的?

答:

陳長文:我有習慣看報紙,或看媒體。我看到一些題目讓我感到著急,我就會著急,想法就會出來。

從孩子,比如說我的孩子,我就會想到類似的家庭、孩子。從我的身體,就會想到其他有類似身體狀況的人怎麼面對。我可能比較幸運,有較多資源等等。你問這個問題,很難回答。但如果真要回答,我會覺得最最優先的,應該是希望能進到一個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的大同世界。問題就是,那個大有為的政府在哪裡?政府是不是能夠從這角度切入?為政者去想能怎麼做?做不到的,或體會自己做不到的,就讓非政府組織去做。能鼓勵他們去做的更好。

你剛剛提到哪些是優先?比如說智障,比如說身障的孩子優先、癌症病人優先……資源的分配,國家經費浪費,阿帕契直升機750億或一千億的錢可以省下來,做一些有用的事情。教育、偏遠地區、精神病患、老人癡呆症、植物人……你去想,這些會讓你不安、焦慮的事情,就應該把這些列為優先次序。至於兩岸的事情我比較不焦慮。因為如果現在要打,會打成什麼樣子?如果我不覺得焦慮,我就會覺得應該把錢省下來。這應該是我一個排列的方法吧。

馬雨沛:陳律師,如果您焦慮這麼強,有沒有可能去解決它?有沒有可能直接投身公職?

陳長文:蠻難的,我現在已經年紀很大了,如果投身公職就蠻辛苦的。我覺得我身心不夠支撐這力量。更重要的是,這非常需要年紀輕、有魄力,劍及履及的。

或許我可以幫那些人提供意見。雖然我寫很多東西很像是石沉大海,狗吠火車,但如果他們願意談,我覺得也就夠了。讓年輕人去做這些事情。

給年輕人:知識、專業、健康、正直

問 :

馬雨沛:陳律師的分享,從921一個受災,到汶川地震,分享到兩岸局勢。除了這麼大的架構之後,很多年輕人會把您當作成功典範參考。最後是不是請陳律師分享一下,在職場上、志願服務上,有什麼期許?雖然您也曾寫信,與很多畢業生分享,這裡您是不是願意給年輕人一些分享?在您成長的經驗中,是不是有逆境?怎麼克服?同時您自己在這年紀,出現一些健康的危機,昨天還在接受治療,今天還來與我們分享。您怎麼對年輕人分享成功、定義成功?

答:

陳長文:首先,我沒有成功;說我是領袖,我也不敢當。所以剛剛一開始你提到的,我應該要更正、抗議或保留。

「成功」這兩字,對任何一個人來講,就是你做到了;相對於失敗,就是沒做到。對於年輕人來說,不可能所有事情都做到,也不可能什麼事都沒作到。那問題就回到當你走在十字路口,什麼叫沒做到,什麼叫做到了,那反而是比較重要的題目。當你老闆要你作假帳你作到了,或你決定要欺騙別人,那種決定、那個關頭, 反而是對於「成功」,比較重要的定義。你的選擇是不是一個正確的選擇。當你選擇正確了,你接近每次作事情都作對的機會才會變大。否則,如果你的選擇是錯誤的,即使你做到了,其實你是失掉了所有。你是成功,也是失敗。有很多領袖人物,我們可以看到,今天是成功的,明天是失敗的。這都非常可能。

所以我希望年輕人,第一個是知識、專業、健康,以及正直(integrity),非常重要。另外,做選擇時,三思三思。幫助需要幫助的人,推己及人的心,也非常重要。幸福是個總體的概念。

若能把這幾個觀念擺在心裡頭,我覺得每個人都能做到該做的事情。如果說這是你說的「成功」的意思的話,那這是我能夠跟各位提的。根據我個人的經驗,我也遇到很多逆境,那你去面對它、克服它,把它完成。把它完成,事實上就是做到了。不管我是不是得了膀胱癌,或是我的孩子等等,你去面對它,面對它,你做到。100%嗎?當然不可能,可能80%、70%。但你不面對它,自怨自艾,那你就是徹底沒做到,徹底的失敗。

【專訪】理律5年 還清30億 陳長文拿積蓄還債

2003年10月,理律法律事務所前法律專員劉偉杰,盜賣客戶美商新帝所持有的聯電股票30億元震驚社會,經過與新帝的協議,達成債款8,600萬美元分成3部分清償。第1部分在2003年底先償還2千萬美元現金,第2部分則由銀行擔保對理律融資4,800萬美元,理律分成4年清償;第3部分是剩下的1,800萬美元分18年、每年100萬美元,折成提供法律服務與公益活動替代。

2007年底,除了剩下14年提供勞務的第3部分,理律算得上已將30億元的債務全數清償完畢。據了解,理律原交際費用、分紅加給甚至調薪,均逐一回復。在去年12月底交棒卸下執行長一職、帶領理律團隊走過幽谷的所長暨執行合夥人陳長文說:「打不死我的,使我更堅強。」

口述:陳長文 整理:劉德宜

我們對新帝的賠償已經在2007年底如期還完了。這並不特別厲害,因為就是按著約定還掉,不僅如此,公益事項也要繼續做下去。我只能說,從2004年開始,這4年中我們很認真地把該做的做完,真沒有什麼可以跟社會大眾報告的,卻也謝謝大家對我們的肯定,因為我們很認真,把自己做起來了。
同樣發生員工盜領事件,外界常以「國票案」來類比理律,其實,我們是不一樣的,這4年間我們完成組織精進改造,過程中,客戶對我們一直很有信心。
至於新帝,在我們跟新帝簽約還款時,不敢說它的信心在那一瞬間就恢復,但至少穩定了它的心,因為該要還的錢都以信用狀給了它。
也許外界認為這是理律的招牌夠厚實,可以在4年內快速償債,對我而言,我們確實很認真地讓這個招牌不墜,不僅是過去的4年,未來10年、20年也會繼續做下去。

不死更堅強

這些經驗要怎麼傳承給下一代的理律人?希望永遠都不要傳承!我們這些前輩在這4年有很深的體會,這個體會不單是事情發生時、簽約那一剎那;還有簽約後履行約定、得比以往更加倍努力,又是另外一種體會;不單單只是努力還錢,也是努力將組織精進。所以4年後我們說:「打不死我的,使我更堅強」,我希望我們的同事與理律比以往更堅強。

與新帝協商及還債的這本教材,用講的沒什麼意義,要實際去做;而且這個教材對真要學的人來說都會了,不要學的,教他也沒什麼用。

簡單地說,這裡頭有很多條件正好我們做得到:包括律師界的傳統、理律的文化與同事彼此認識,尤其是背債的那一刻,大家產生了對未來要更認真努力的體認。

我們撐得過來,不是因為我們能把這筆錢賺回來而已,因為真的要賺錢,對有些同事而言,離開理律反而更方便;所以我個人對同事在事務所危難中的表現感到驕傲。我很確信理律在華人世界裡,應該會繼續扮演很重要的法律人或律師事務所的角色。
30億元的負債,對理律在營運上有造成危機嗎?第一個我們打定主意讓行政同仁的待遇不受影響,法務助理也是,所以最大影響的會是誰?就是合夥人。

合夥人賠錢

事務所遭遇危難,每個人都應該共赴困難;但對行政同仁與法務助理來說,犧牲個1、2個月也許可以被接受,但犧牲4年,未免太沈重也不實際。同樣發生員工盜領事件,外界常以「國票案」來類比理律,其實,我們是不一樣的,這4年間我們完成組織精進改造,過程中,客戶對我們一直很有信心。 至於新帝,在我們跟新帝簽約還款時,不敢說它的信心在那一瞬間就恢復,但至少穩定了它的心,因為該要還的錢都以信用狀給了它。 4年內快速償債,對我而言,我們確實很認真地讓這個招牌不墜,不僅是過去的4年,未來10年、20年也會繼續做下去。所以2003年底還的2千萬美元,是從合夥人們的積蓄拿出來的,同時也立下「今後的4年,行政人員、法律助理不應該受到影響,同時新進的、資深的合夥人,也盡量不要受到影響」的規定。所以,是有一群人在當年拿出以往努力的積蓄還款,然後這4年來,年底分紅僅有一點點,「只是過日子而已」。

有人說,我們能在4年內還清債務,還滿成功的,我必須說,理律當然滿成功的:一個是我們的品質與信譽好,客戶願意繼續來找理律,另一個是我們同事彼此的信念。
「歷創的理律,美麗的珍珠」,這是《工商時報》在理律與新帝完成賠償協議之後,一篇祝福、肯定理律的社論,我想當初應是對我們的期望吧!今天翻出來重新看,我要說,我們做到了!

理律法律事務所小檔案
創立:1940年代
創辦人:李澤民、李潮年
專擅項目:公司投資、金融暨資本巿場商標暨著作權以及專利暨科技
客戶數:國內外長期代理客戶數約1.5萬家

陳長文小檔案
出生:1944年
學歷:台大法律系、加拿大卑詩大學法學碩士、美國哈佛大學法學碩士與博士
經歷:海基會祕書長、副董事長
現職:理律法律事務所所長暨執行合夥人、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會長、財團法人台北歐洲學校董事長、財團法人理律文教基金會董事、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常務理事等
婚姻:已婚,育1女1子

【2008/07/28 蘋果日報 970728】

索引【專訪】建議新政府 陳長文:第一優先 落實法治

建議新政府3 理律法律事務所執行合夥人陳長文:第一優先 落實法治

作者:楊瑪利、游常山、黃漢華
出處:2008年5月號《遠見雜誌》 第263期 

(全文未完)http://www.gvm.com.tw/Boardcontent_14135.html

     如果我是馬英九,我在520就職後第一天,我會邀請五院院長一起來談,如何真正在台灣落實法治?

     馬英九當過研考會主委,瞭解研究考核機制,他可以責成一個法制改革專案小組,每一年、或是每半年檢討進度,帶頭落實法治,問題就迎刃而解。

     制度既然制定出來,國家元首又能風行草偃帶頭做,制度的動能就會推動起來,像個火車一樣,會一路很順暢地走。

     從歷史來看,今天第二個法律人總統選出來了。馬英九這個法律人總統,和前一任法律人總統有什麼不一樣?

     馬總統任內如果人民給他八年執政,那麼對我來說,如果他只有一個議程,就是司法改革。考了100分就是100分,0分就是0分,如果他能把20%時間擺在法治改革,就能夠成功。

     但是如果他這部分不及格,其他部分100分,我還是覺得他是一個不及格的總統。我對馬英九總統的期許,只有落實法治這個唯一的議題。

民主要運作,法治要先行

     為什麼?因為還有什麼比這個更迫切嗎?如果沒有法治,民主是沒有辦法真正運行的。

     法治是什麼?我們對法律的整體認識常遭到扭曲。法律的功能,是按照法來做,有次序、法律規範、有強制力,台灣的法制是粗具規模,不能說不好,問題是有法律在那邊,卻沒有被遵守,我們政府居高位不遵守,下面就會有樣學樣。

     過去台灣法學教育體系出來的學生、任教的法學教授、執法的法官和檢察官,那個腦袋,從某種角度來講,說得好聽一點,是法匠,也就是法律怎麼講,他怎麼做,這樣也已經很不錯了。說得不好聽,就是比法匠還惡劣,就是在法裡頭,弄法。

(全文未完)http://www.gvm.com.tw/Boardcontent_14135.html

【專訪】理律走過人性試煉

作者:宋秉忠 │ 攝影:陳宗怡
出處:2005年3月號《遠見雜誌》 第225期

走過2004年,對理律和陳長文來說,都是最嚴苛的一年。

     12月24日聖誕節前夕,理律律師事務所的新合夥人和資深顧問三十九人共同簽署了一份新合同。厚厚一疊的契約書重新規範了理律的所有權、決策權、利潤分配、和重大責任歸屬等相當「敏感」的議題。

     理律掌門人陳長文和首席資深顧問李光燾三十多年來,首度將權力下放給由十一人組成的執委會,票選出陳長文和合夥律師李念祖分別擔任正副執行長,接班布局,浮上檯面。

     比起原先僅有兩頁的舊契約書,厚達四十頁的新合約,更像一本宣誓「企業再造」的白皮書,展現了新團隊銳意求變的企圖心,也訴說著這一年來理律走過的嚴苛挑戰。

     「我們沒有棄船,」陳長文不改一貫犀利、傲人的口吻:「有句話說得好,打不死我的,會使我更堅強。」

     這一連串來的打擊不只是新台幣30億元的債務,還有和搭檔三十年的徐小波拆夥,以及資深同仁劉紹樑等相繼在去年6月間離去,因此流失了一些客戶。

     一時間,人心惶惶,有媒體以聳動的標題直指理律的困境:「敵人不在30億,在向心力!」

  而對年幼喪父的陳長文更殘酷的是,相依為命、高齡九十歲的母親,也在去年3月間過世,喪禮上痛哭失聲的陳長文,令全場親友動容,戰友李光燾就撰文形容不茍言笑的陳長文:「有時好像酷得沒有人性,我卻看他流過三次淚。」

     第一次是滿心期待愛子出生,孰料胎兒腦部缺氧,導致腦性麻痺,李光燾夫婦急奔陳府探視,「無奈與痛心的長文,淚流滿面」。

     第二次是風暴當頭,正與受害客戶新帝密集談判、事務所求生圖存之際,一回協商破裂,會議暫時中止,陳長文靜靜地回到自己辦公室,只開了一盞小燈,「昏暗中,獨坐辦公桌後的長文,兩眼直視,沒有表情的臉上布滿淚痕。」

     撞見此景的李光燾,很驚訝老同學一夕間蒼老了許多,安慰幾句話便離去。孰料,沒一會兒功夫,陳長文就若無其事地回到談判桌,恢復他那充滿信心,縱橫全局的談判。

只接受高貴的人性

     在陳長文的人生字典裡,沒有「挫敗」這兩個字。

     2003年10月15日劉偉杰盜賣客戶股票弊案爆發後,一個月內,理律就和對方達成賠償協議,一肩扛起的不僅是30億元的債務,還有業界及社會大眾對理律的期許。

主導談判的陳長文不但在第一時間,化解理律和他個人有史以來最大危機,而且談判成果出人意料:

     當年度先償付2000萬美元,其餘4800萬美元以信用狀做保證,分四年償還(2004年的1200萬美元也已經如期付清),但是不足的1800萬美元,居然取得新帝最大的信任,可以連續十八年由理律每年提供100萬美元的法律服務、公益慈善和教育投資,以無形資產代償。

     這對「輸在信任(太相信劉偉杰)、也贏在信任」的理律,無疑是一大激勵,陳長文特別引用黎巴嫩文豪紀伯倫一段饒富哲理的優美詩詞激勵同仁:「沒有貝殼的痛苦,就沒有美麗的珍珠」,形容理律是歷創的珍珠。

     然而,30億元不是個小數字,也不是每個人都像陳長文一樣,「只接受高貴的人性」。責任的疏失由誰負?龐大的債務誰來扛?理律今後還能否持續下去?一連串的挑戰,試煉著人性,也考驗著理律的團隊。

     去年上半年的離職潮,凸顯了上述的議題,也是長久來對事務所「機構太龐大、決策不夠民主、制度不夠透明」的反彈,種種衝擊,逼得陳長文必須趕快做出穩定軍心的大動作。從6月開始,成立工作小組,舉行一連串的會議,試圖凝聚共識,啟動組織再造。

儘管陳長文透露,早在劉案爆發以前,心中就已醞釀組織再造的藍圖,例如五大部門有許多業務是重疊的或是分工不夠精細,他早就想要分割清楚,但礙於律師們的個性一向保守,不輕言改變,一直很難推動。

     從這個角度看問題,陳長文表示,他還真的很感謝劉偉杰,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讓理律痛定思痛,反而有了改革的動力。

     例如,事務所這幾年積極推動的「知識管理」,在去年全面進入e化的過程中,抱怨的雜音或阻力,都比預期小許多,管理的機制與效能,已經逐漸顯現。

     理律的一位客戶指出,很多企業領導人,害怕組織龐大,員工安於逸樂失去競爭力,還會故意製造假危機,喚起員工的憂患意識,「陳長文顯然深諳危機化轉機之道,抓住了改革的契機。」

     只是,經歷這樣的教訓,修這門課付出的代價實在太大了,回首這一年心路歷程,陳長文只有三個字:「非常累。」

自身做起權力下放

「組織再造,說穿了,就是權力的重分配」,理律一位資深同仁剴切直言,陳、李二人推動改革,從自身做起,將過去的決策大權下放給由十一人新組成的執委會,既有交棒傳承的意味,也希望改造工程,是由下而上來啟動。陳長文心裡很明白,任何的改革,很難從上往下去推動,尤其他面對的又是一群聰明過人的律師。

     首先,他和李光燾取得協議,在2007年債務全部還清之前,兩人不拿年終報酬,化解同仁心頭最大的一塊疑慮:「30億元債務到底誰來扛?」

     由於陳、李兩人願意扛下近一半的債務,使得理律即使在最困難的2003年,其他合夥人和資深顧問仍然可以拿到過去正常年份一半的分紅,2004年隨著債務負擔逐漸減輕,部分人甚至可以拿到正常年份九成以上的分紅。

     至於在劉案發生後新晉升的合夥人,則完全不需要負擔30億元債務。

     今年元旦才晉升合夥人的林恆鋒律師,已經在理律工作七年半。他表示,很感謝陳長文等資深同仁的擔當,讓他們這些後生晚輩不會因為也要去扛債務,而對爭取升遷躊躇不前;而且與其他律師所相較,重「績效」的理律在考量年終報酬時,「年資」占的比重最低,這讓年輕人很振奮。

 接著,陳長文請了一位即將退休的同仁,向三十九位合夥人和資深顧問徵詢改革意見,因為即將退休的同仁最沒有利益衝突,比較能忠實反映各方意見,並且從四十人中遴選出十多人,組成「改革精進小組」。

     為了讓意見能充分討論和真實呈現,陳長文和李光燾在每次開工作會議前先講原則性建議,然後就退席,讓小組充分討論。兩人甚至允許小組討論他們在理律的地位問題。

     工作小組2004年4月成立,6、7月開始運作,半年來,前後開過三十多場討論會,會後,又再向所有合夥人、資深顧問反覆說明會議情況達八、九次之多。會議都選在週末加班召開,有幾回還挑燈夜戰到深夜。

組織說真話

     資深顧問劉瑞霖用「苦不堪言」和「疲勞轟炸」回憶起這段經驗,因為律師先天就是一群「據理力爭、字斟句酌」很難溝通的人;討論的又是與切身利益相關的酬償分配、權力制衡和接班人選等敏感議題,每一回合,天人交戰地考驗著眾人的向心力:

     「過去你的績效只要攤給三位老闆看,現在要給其他九個人(執委會成員)一起評估,你服氣嗎?」

     「光是討論執委會應該設幾個席次,也可以吵個大半天!」

 「甚至連要不要進行改革,都有不同的聲音,有人主張要激進,有人擔心組織因此而崩解。」

     一位合夥律師一度懷疑就是再開一百年的會議,也解決不了大家的爭議,最後領悟到大夥只有學會「agree to disagree」,才有共識可言。

     更有人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勸合意見分歧者,比喻理律雄厚的資源像巨人,每位合夥人就像侏儒,如果理律這個組織散掉了,巨人倒下,侏儒也無法倖存。

     整個反覆溝通、調和歧見的過程,正如《第五項修練》作者聖吉(Peter Senge)一再提及的:「只有在一個可以誠實說出遇到難題的環境中,人們才有可能學習與合作。」

     終於,去年聖誕節前夕,經過四十人「用力」溝通的新契約書,順利出爐,大伙一一簽字,並且拍照留影,十分珍惜「儘管意見衝突,大家還在同一條船上」的成果。

     李念祖很感慨,十年前就聽人喊企業再造的口號,自己也去聽過課,這回才真正體驗到,組織變革有多艱鉅,但也發現組織內再複雜的問題,都可以透過溝通來解決。

 已在理律服務超過二十六年的資深顧問李永芬,這一年的心情起伏有如雲霄飛車,她形容劉偉杰事件就像上天給理律人出了道測驗題,從扛起債務到向心力的考驗,也只有理律人能通過測試:「如果我們這群人只是利益結合,沒有核心價值觀,就不可能撐過去。」

     據瞭解,自弊案爆發後一年多來,理律業務並沒有因此受到衝擊,2004年甚至還有1.8%到2%的營收成長。「它是員工內控出了問題,法務方面的專業能力,我們還是肯定的,」陽明海運董事長盧峰海道出大部分客戶的認知。

儘量縮短陣痛期

     去年,因個人生涯規劃另起爐灶的理安事務所合夥律師楊曉邦,很珍惜曾在理律「與一群工作狂打拚」的歲月,也很清楚理律雄厚的實力,形容弊案的衝擊對理律這塊金字招牌,只是稍微蒙塵,不會影響它的價值,「劉偉杰案的確是個嚴苛的考驗,但不是過不去的考驗。」

     對於理律啟動一連串的組織再造,已是局外人的楊曉邦,依然很尊敬老長官陳長文,「他的意志力堅強,想做的事,一定會貫徹到底。」但也剴切地指出,任何改革都會引起反彈,有人得利,有人利益受損,如何將陣痛期縮到最短,對領導者是一大挑戰;尤其是大型的機構,太平盛世時有經營上的規模優勢,但面臨改革時,壓力反彈也特別大。

  第二階段的再造工程,理律將重組PG(Practice Group),將過去的五大部門,重新分割為二十多個工作團隊,希望為客戶提供分工更細、更專業的服務,並一改過去「某部門獨大、各自為政」的現象。由於牽連面甚廣,避免人心浮動,改組計畫將先試行一年,原來各部門主管也暫不調動,讓同仁有緩衝適應期。

     陳長文的心中自有布局,改革急不來,也不可能只靠幾個核心幹部。

     在聖誕節前夕取得合夥律師們的簽約共識後,緊接著趕在年終尾牙的同一天,他號召事務所五百多位同仁,舉行了一場前所未有的誓師大會,既為再造工程做暖身,也象徵與「多事的2004年」做告別。

     大會選在老舊的台北學苑進行,濃郁的歷史感挑戰著當天的座談主題「精進中的理律」,真能走過三十五年的榮耀,再創新局?

     陳長文在一開場就挑明地說,為了永續制度的建立,理律真正的挑戰才開始,「30億元的債務,金額雖巨,不過就是還而已,但理念之隙,即使只有線寬紙薄,卻是最難彌合的。」

     他激勵同仁,就是因著一股「對社會、對客戶和對自己有高標準的期許」,讓理律能從風暴中走出來,強調「關懷、服務、卓越」是理律永遠不變的核心價值。

 另外,大會也特別安排執行律師李光燾,以感性的口吻,追述早年創辦人李澤民和父親李潮年發跡時一些很溫馨、理律人引以為傲的小故事。看得出陳、李兩位領導者,非常重視企業文化的形塑。

迎戰環境巨變

     這場將近五個鐘頭的誓師大會,也討論到如何提升客戶服務和加強內部稽控,避免劉偉杰案重演;幾位頂尖律師輪番上陣,或是傳承個人經驗,或是提出剴切建言,個個辭鋒犀利,旺盛的企圖心,任誰都可以感受到這是一支訓練精良的部隊,能夠成為華人世界最大的律師事務所,其來有自。

     然而,大會銳意求變的氛圍,也透露出這群優秀的律師正承受著無比的壓力。這個壓力,不是30億元,也不是向心力,而是大環境的改變,業界競爭加劇的壓力。

     李家慶律師指出,台灣經濟在萎縮,兩岸關係又陷於膠著,每個行業都經營得很辛苦;理律過去是跟著國家經濟發展一路走來,引進外人投資、創造產業價值等,現在卻忙著撤資裁員和併購的業務,「心情很不一樣,生意也愈來愈難做。」

     至於政府公部門的業務,早年幾乎都是理律通吃,但從李登輝時代,因著國民黨政爭分裂,承攬的業務日益萎縮至今,理律人心裡都有數。

  而原先擅長金融領域、人脈豐厚,也是理律掌門人之一的徐小波,他退離的這一年,「看不出對業務有什麼直接衝擊,」理律一位資深幹部很持平地指出,徐、陳二人的角色早就不在業務執行面上,但過去兩人一個善衝、一個善守,一個大而化之、一個鉅細靡遺的互補搭配,加上永遠有一個第三者(李光燾)來制衡,三人的絕佳組合,是帶領理律能夠走過三十五年的關鍵所在。

     另起爐灶的徐小波,目前擔任宇智顧問董事長,對理律的感情錯綜盤結,婉拒媒體採訪,認為此刻評論理律的再造工程「too early!」

     時代在變,理律也要跟著變,過去一年,理律上下都能感受到陳長文「就是要變、就是要改」的迫切感;如今,「兩個人的事務所變成十九人的事務所」,不只是陳長文,對理律所有的合夥律師來說,考驗其實才要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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