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金過斷橋 誰敢修橋

審計部統計,103年度中央與地方政府潛藏負債超過18兆元,公務人員退撫基金、勞保勞退與國民年金,未來都潛藏破產危機,再不調整,軍人退休保險部分將在2019年率先面臨破產、勞工是2027年、公務人員是2030年,國民年金則在2046年面臨破產。面對此一嚴峻情勢,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財政部長張盛和最近紛紛呼籲年金改革刻不容緩。 Read more

中華民國_抗戰勝利七十週年月曆

馬總統應榮耀抗戰老兵

馬英九。(資料照片,陳信翰攝)
馬英九。(資料照片,陳信翰攝)

政治之難,馬英九想必冷暖在心。太陽花學運以及九合一大敗,都讓馬總統這第二任期,有著更難於蜀道的崎嶇不平。放眼最後這一年任期,不管在兩岸或內政,馬總統若能保得平盤,不要讓政績被否定、別讓政局再惡化已屬不易,要再交出更上一層樓的成績難上加難。 Read more

國民黨向誰致敬?

王金平黨籍訴訟案,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宣布不承接訴訟,並「確認 (王金平)為本黨同志並無疑義」。馬總統則以個別黨員身分,批評此舉令人失望、不能認同,並強調面對大是大非的司法關說爭議,不能鄉愿和稀泥。

應該怎麼看待這前後兩位主席的衝突呢?我們不妨先從法理分析。 Read more

龍的魔藥 喝或不喝?

  九合一選舉結果,不到10天即將揭曉,倘若國民黨在這次選舉中失敗,必將被解讀為馬總統與國民黨的兩岸路線與經濟政策的否決。已經卡關的服貿、貨貿與自由經濟示範區條例更無望過關,這一點,是所謂「經濟選民」,在這一場「地方選舉」投票時,不能不考慮的因素之一。
  放在選民面對的選擇,將不只是張三、李四個別市長候選人的能力的對比,也包括對國家發展方向的選擇。簡言之,這中間差不多就是二種風險的選擇,國民黨憂的是「經濟邊緣化的風險」,而民進黨憂的是「主體性喪失的風險」。
  副作用發作前恐先喪命
  那下一個問題是,要相信那一邊的憂心呢?讓我從一個寓言故事談起。
  眾龍在競技場爭鬥。生死存亡懸於一戰。
  閃電龍在上場前,龍戰士給了他一瓶加強戰鬥力的魔藥。
  閃電龍將魔藥推開,對龍戰士說:「我知道這瓶藥可以增強戰鬥力,但聽說可能有副作用,我不吃這種可能有副作用的藥。」
  龍戰士向著競技場環場一指,包括烈火龍、毒霧龍、寒冰龍、鋼鐵龍……每一條參加競技場的龍都在喝魔藥。
  龍戰士說:「是的,這藥可能有副作用,但當競技場的每一條龍都喝了魔藥而你不喝,你還不用等到魔藥的副作用發作,你就會在競技場上被殺死。」
  這個寓言,是我感慨於318學運對民主的衝擊,在我最近和羅智強先生發表的新書《受縛的神龍》裡面的一個寓言。透過這個寓言,我想點出3個層次的方向選擇問題。
  全球化或反全球化?挺服貿或反服貿?重成長還是重分配?
  首先,全球化不會沒有副作用,例如貧富差距一部分的因素即與全球化有關。這就是魔龍寓言要說的,當我們的貿易對手都在喝全球化這瓶魔藥時,高度仰賴自由貿易的台灣,喝不喝全球化這瓶魔藥?如果不喝,很可能還沒等副作用發作,台灣就被韓國等對手擊倒。
  同樣,台灣該不該和中國大陸簽服貿與貨貿?在野黨想繞過中國大陸,來減少對中國大陸經濟依賴的程度,降低了經濟依賴,也就可以阻絕未來政治依賴的風險。但當全世界的國家都爭相「直進」中國大陸這個世界市場與世界工廠,喝這瓶與中國大陸加深經貿關係的「魔藥」時。台灣不想承受依賴中國大陸經濟的副作用,而選擇不喝這瓶「魔藥」,就不可能不付出台灣貿易競爭力下降的代價。這也是為什麼台灣各方對即將上路的中韓FTA如此憂心的緣故。
  第三,則是成長與分配之爭。一部分人認為兩岸深化經濟關係,也許會帶來經濟成長,但這樣的經濟成長,其果實被少數人寡占,台灣大多數的民眾並未享受。例如,兩岸這些年雖然持續的交流發展,關係亦趨緊密,但貧富差距的擴大、年輕人的低起薪、節節攀升的房價等等,都從結果論「印證」,兩岸關係改善的「紅利」,被少數人,特別是經濟的上層或政治的權貴占取,這種「成長」,不但對人民來說無益,甚至是不公平的有害。
  這樣的論據,在感性上,是非常強而有說服力的。
  但麻煩的地方在於,從理性上來說,「成長」不一定帶來絕對合理而公平的「分配」,但如果沒有成長或者是負成長,經濟的餅縮小,那麼再公平的「分配」也恐怕是「縮小的分配」,一個縮小中的分配,往往不公平感反而會更深。
  選民都有義務好好思考
  這又回到魔龍寓言,就算「成長」是有副作用的魔藥,為了避開「縮小的分配」,你選擇喝還是不喝?
  最後,這一場九合一的選擇,名為地方選舉,實際上對國家發展方向卻必將產生關鍵性與決定性的影響。有副作用的魔藥已在選民的手上,喝還是不喝?攸關的是國家發展的大方向,是國家領導人和選民都有義務好好思考的。(作者陳長文為法學教授、律師)  

2014/11/21 – [ 中國時報/時論廣場/A18
  【2014/11/21 中國時報 1031121】

回答黃教授:良知是我言行的最後評判

     拙文〈服貿辯論 盼從辯論進化為討論〉,黃國昌教授為文批評,標題是〈喪失靈魂的法律人,不過是魔鬼代言人〉,筆者願借此機會,作無諍之辯。

     黃教授的批評之一,筆者說「(服貿)談判過程中百分之百透明不但不可能、甚至完全透明反而會傷及國家利益」,黃教授解讀成「過程透明不重要」,不完全透明等於不透明嗎?
     所謂的透明與不透明是相對的概念,或許有人認為馬政府事前溝通的不足,但「黑箱作業」不是公允的敘述。從水平論,依照國際談判實例,各國在進行談判時,因為必須保留籌碼權衡的彈性,沒有一方會愚蠢到讓自己的籌碼「完全透明」,從垂直論,這種談判的ABC,也不是馬政府才有的,民進黨政府執政時期對WTO的談判,難道有在談判前將談判文本、所有籌碼,100%的透明化嗎?黃教授可以有立場,但立場不該凌駕於事實之上,這是討論公共議題時最基本的態度。
     黃教授的批評之二,認為馬政府的真意是續建核四,卻訂出「你是否同意停建核四」的命題,與提案人真意相違,筆者卻不置一辭,與ECFA公投時,筆者的主張立場不同。
     由立法院提出(核四),與人民連署之公投(ECFA)有其先天的差別。按照《全國性公民投票意見發表會或辯論會實施辦法》,由立法院提出之公投,立法院代表正方,相關政府機關代表反方;如果題目是「你是否同意續建核四」,豈非變成經濟部要在辯論會上反對續建核四?這顯然是「更不合理」的結果,也因此,筆者在ECFA提出的另一項主張就更形重要,公投的題目,應與現狀相違反,以核四公投為例,現狀是處於興建狀態,立法院公投提案的題目,自然應與現狀違反的「停建」較為合理。
     黃教授第三個批評是,當部分人士提倡「拒絕投書中時」,筆者曾作〈應該批判,獵巫就不必了〉一文,反對這樣的活動。
     首先要還原的是,該文中筆者批評蔡衍明先生對六四的發言,認為蔡先生並「沒有真切的認識六四的歷史意義,以及參與者的歷史情操。」但筆者反對部分人士用「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方式,要求投書中時論壇的評論者參與抵制投書或以拒絕投書「表態」,筆者認為這是一種「麥卡錫式的獵巫」,也是另一種反自由精神的負面教材
     筆者的論點,黃教授可以不認同,並提出批評,就如筆者提到的「言論自由的另一層次意義,也正是別人也擁有對你的言論表達批判的自由。」但在黃教授筆下,筆者的文章被解讀成「陳長文比較在意的是為蔡衍明辯護,要學者不要獵巫」,下一句更杜撰出筆者「要NCC趕快同意讓旺旺中時併購中嘉有線電視系統」的主張。這一點,筆者必須勸告身為法律學者的黃教授,任何的論據應有事實的基礎,即便你不認同某個人的意見,也不應該把他沒說過的話放到他嘴巴裡。
     台灣號稱是個多元社會,但筆者感受到有時候,好像只剩下二元─與我相同的、與我不同的。而面對立場不同的言論,「有憑有據」這個最起碼理性法則與客觀準據也可以拋棄。只要我設定你是對立者,那麼我扭曲你的意見、把你沒說過的話栽進你的口中,也變得正當性十足,因為「我是天使、你是魔鬼」。當黃教授站在了天使的位置,陳長文被指定為魔鬼時,即便把陳長文沒說的話安在陳長文的口中,無中生有,這也屬「公理正義之事」,反正誰叫你是魔鬼,打擊魔鬼,人人有責,何必管打得是不是事實呢?
     而筆者也要另外提醒黃教授,從法律訴訟的角度,魔鬼(如果真實存在的話)當然也可以有代言人。訴訟權是正當法律程序的基石,捨正當法律程序,誰又有資格來判斷魔鬼與天使?因此,筆者認為,重點不是為誰代言,而是代言的方式,是依據證據、事實、法理,還是虛構事實、渲染情緒。這也是另一個學法之人熟悉的ABC。
     最後,筆者並無公職在身,發言只代表個人,我的論據,包括黃教授在內的社會人士接不接受,要如何批評,那是黃教授的言論自由。但我是不是「喪失靈魂的法律人」?這一點黃教授不是上帝,不勞黃教授評判。
     「我的良知,是我的言行的最後評判!」這是我在落筆寫每一篇文章時,告訴自己的一句話。
【2013/09/06 聯合報 1020906】

棒球熱收視率 難道也要被反壟斷?

【陳長文、李劍非】

近日舉國瘋迷棒球經典賽,吾人不禁想到,近期轉播棒球的體育頻道,可能已成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提出「廣播電視壟斷防制與多元維護法」草案之規範對象。此一可能出自於該草案以收視、收聽及閱讀率作為判斷媒體經營者可否水平或跨平台經營之主要標準。以此標準檢視轉播球賽之電視台或報導相關新聞之媒體,是否將因近期收視率或閱讀率高漲,須適用本草案而被貼上媒體壟斷之標籤?

根據草案總說明,認為市場占有率概念,並不能針對「媒體影響力」問題直接加以規範,因此以收視/收聽/閱讀率作為規範標準,以與公平交易委員會等其他機關之職權做出區隔。故其授權政府以「媒體影響力」為目的及判斷媒體壟斷之標準,限制媒體事業經營。

惟所謂「媒體影響力」,實質上即代表「觀眾偏好」。以觀眾喜好程度作為判斷壟斷標準之問題,在於欠缺客觀判斷之可能性。事實上,無論是現行之視聽率調查,抑或是近日成立之「新媒體閱聽行為研究室」,皆僅係取樣調查,取樣基準之選擇充滿了主觀性,取決於取樣者之喜好。甚且,視聽率之變動瞬息萬變,以何時點作為基準,同樣充滿不確定性,更遑論草案中以「相當於」收視率之換算方法不明。法律以不確定、不明確並與公平交易秩序無關之基準,授權主管機關判斷媒體經營者擴大經營是否構成壟斷,將造成主觀及恣意審查,欠缺法律授權明確性及可預測性。

又若論影響力,網路上資訊的流動能力及更新速度,使其觀眾喜好度急起直追、甚至超越其他傳統媒體。現行媒體發展趨勢,皆逐漸轉往網路經營,故網路競爭秩序之維護,才是反壟斷議題所最應關切者。而無論是報紙、廣播或電視等傳統傳媒,國家通傳會反應加入該等媒體逐漸式微,是否應適度放寬競爭秩序規範,以維持該等媒體產業生存及發展等考量。

言論自由之真諦之一,在於使言論能在市場中自由競爭,並透過自由意見之交換來追求真理。市場自由競爭之結果即在競逐言論影響力,政府不能僅以具有過度言論影響力為由,而非因對公平交易秩序所造成任何不利之影響,即禁止人民可在更多頻道中經營或發聲之機會,否則即形成政府篩檢言論,屬「因其言而廢其行」之舉。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於一九八八年之Boos v. Barry乙案中,已指出政府針對言論對於觀眾所發生之直接影響力或聽眾反應所作之管制,屬於憲法所不許之「言論內容」管制。

若以草案第一條之立法目的觀之,係為確保傳播市場公平有效競爭及防範媒體壟斷,即該法所禁止者,乃事業以不正之手段排除競爭,或市場力量的不當集中或濫用致無法為有效競爭,故其目的在於保障「公平」、「有效」之競爭秩序,而非完全排除競爭。只要市場仍維持有效競爭,事業之受觀眾喜好程度係在市場中憑其力所獲,應屬競爭本質而非法所不許,故若該法規制範圍包括管制觀眾喜好,實質上排除市場競爭,即與該法原規範目的背道而馳,非為憲法所許。

以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FCC)之管制經驗為例,其於審查是否許可經營者就廣播多頻道經營時,針對不同大小之廣播市場做不同之規範。以市場中具有四十五台或以上數目之廣播頻道為例,即規定特定事業不得經營超過八台頻道,並且其中不得有超過五台重複出現於相同頻率(FM/AM)中。

再以較大指定市場中電視與報紙間之跨媒體經營為例,FCC設定之許可標準為:一、電視台於指定市場中未達到前四名,以及二、於併購後市場上計入報紙及電視台,仍有至少八家獨立媒體經營者存在。皆以具體之客觀數字來判斷是否具有可能排除或限制競爭之地位,原因即在於媒體影響力不適合單獨做為評估媒體壟斷之標準。

特定電視台棒球賽或新聞報導收到大量觀眾收看,代表人民偏好某種資訊的接收與散布,若草案將此等媒體影響力率爾視為媒體壟斷,實質構成言論內容限制與不當限制市場競爭,而背離反壟斷公益,將無法通過憲法檢驗。本法之目的究竟是反媒體壟斷,抑或限制人民對於喜好資訊之接受自由,主管機關宜審慎思考。

(李劍非為哈佛大學法學研究生)

【2013/03/11  中國時報 1020311】

反壟斷與言論檢查的界線

【陳長文、李劍非】

近日輿論討論之焦點,圍繞著反壟斷議題。民進黨提出之廣電三法修正草案,其中條文禁止持有全國性媒體百分之十以上股權之股東跨媒體經營電視台,以及所謂「媒產分離」。NCC則規畫制定反媒體壟斷法,將衡量與計算業者於單一或多個媒體領域的集中度,決定是否申報、審查或禁止。日前統一超商延遲《商業周刊》上架事件,更興起媒體通路壟斷議題之討論。

「媒體通路」與一般市場壟斷並無不同,皆須以《公平交易法》檢視特定事業經營者是否構成獨占或濫用相對優勢之市場力量限制競爭。

而「媒體市場」之壟斷則具有特殊性,除如何斟酌產業匯流之現狀與趨勢而合理界定媒體市場外,尚需處理是否/如何管制跨媒體經營與所有之問題。廣電三法嚴格的禁止跨媒體經營投資廣播及電視,但卻未能著眼廣播或電視與報紙、網路、智慧型手機等媒體平台間之匯流事實;NCC之反媒體壟斷法,則偏向衡量與計算跨媒體集中度並予以管制。

美國對於媒體集中之問題,圍繞於是否應許可電視與報紙或廣播間跨媒體經營。美國通訊傳播委員會(FCC)採取原則禁止、例外許可的態度,而基於挽救傳統報業市場之萎縮或消逝,以及網路或手機等新興媒體平台之崛起,FCC認為鬆綁跨媒體經營之規定,反而有助於言論與資訊之流通,故於二○○七年時提出修正規定鬆綁許可電視與報紙跨媒體經營。聯邦法院基於程序上FCC未給大眾合理的討論時間,於二○一○年時宣告該修正無效。去年,FCC捲土重來,依照法院之要求,給足人民合理評論時間,此次嘗試是否會成功,尚等待時間的驗證。英國政府近年來基於保護地方報紙生存之相同考量,亦提出鬆綁禁止地方跨媒體所有與經營之相關規定,並已於二○一一年經國會許可生效。

故對於跨媒體經營之問題,英美逐漸傾向認為絕對的禁止將忽略傳統媒體之經營危機,以及現代存在多元新興發聲管道之事實。應如何平衡鼓勵資訊流通與維持言論競爭,考驗立法者之智慧,實宜深思熟慮設計,不應僅做片面式之修法。

惟若基於特定產業可能具有之「大陸因素」,而希望藉由「媒產分離」條款限制其跨足媒體經營,將偏離反壟斷議題。

若係基於競爭法考量,問題該是如何合理定義媒體市場、評估市場集中度之合理性、判斷是否確有壟斷疑慮與利用競爭法規制管理跨媒體壟斷,而非絕對禁止如金融等機構經營媒體,以產業類型作為不合理之區分標準,無論從比例原則或平等原則,都無法通過憲法檢驗。

而讓政府定義哪一家媒體擁有者,具有親中因素或產業資格,或是報導內容是否具有過多之親中言論,都將賦予政府以「表意人的身分」或「表意內容」作為審查是否允許言論的重點,這正觸碰到言論自由最忌諱的言論事前與內容限制,因其結果將癱瘓言論自由,造成政府的獨裁。

無論在威權時期或民主時代,言論自由的核心價值都不變:政府不能以發言人立場或其言論內容是否為台獨/親中,作為審查言論之理由。戒嚴時期,政府以管制台獨言論為由行報紙刊物之檢查,與解嚴後二十五年的今天,以親中與否行言論檢查,皆屬侵害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本來就允許言論市場形成多數言論,但我們也永遠保留少數說服多數的空間,正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一九七一年的Cohen v. Californian乙案中所言:言論自由的功能,在於免除政府對於公共討論領域的限制,使人民可以決定何種觀點應該成為主流。

無論是訴諸於言論集中度,或是親中立場,吾人都必須捫心自問:我們的民主是否禁不起大陸統一言論的鼓吹?你我是否對於媒體只有盲從,而不能透過市場機制淘汰無法秉持新聞專業的媒體?

如果答案均為否定,反媒體壟斷問題應僅存在我國法制下,在何種條件下允許/禁止企業跨媒體所有及經營。媒產分離條款,或無必要,否則將開啟政府可以特定「資格」或「身分」管制媒體經營之大門,造成言論自由事前限制之危險。

若以上答案均為肯定,我們的民主制度與大陸差異何存?親中與不親中,還重要嗎?

(李劍非為哈佛大學法學研究生)

【2013/01/21  中國時報 10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