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NCC捍衛新聞自由

近年來,台灣民主政治的發展中,象徵三權的行政、立法與司法,表現都頗令人失望。立法效能不彰久為人詬病,行政機關貪瀆叢生,至於司法,一連串風紀事件,加上對高官弊案的「慢半拍」的反應,更是令人民失望透頂。這三權效能品質的低落,已然成為拖垮台灣進步發展最大障礙。

所幸,台灣還有一股進步力量尚存,那就是:媒體。雖然腥羶色的陰影揮之不去,商業掛帥的經營屢被討論,但大體上,媒體尚能積極盡到監督政府、舉揭真相的使命。但由於這股力量屢屢將矛頭指向行政部門,遂引起了來自行政系統的干涉乃至整肅,透過「胡蘿蔔與棒子」的兩手策略,一方面,以龐大的政府預算為誘餌,透過直接間接的資助、置入性行銷等方式,從利的面向試圖影響媒體;二方面透過審照、裁罰等權力,赤裸裸地恐嚇及至非法地報復媒體。行政系統這種對第四權侵犯,戕害新聞輿論自由的行為,終於引起社會強大反彈,在野黨趁勢透過國會優勢,通過《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簡稱NCC)組織法》,採政黨比例精神的程序遴選組成。

應該成為主「僕」機關
或有疑慮這是另一種「過正」式的「矯枉」,為了要對抗行政系統干預媒體,在野黨創造了另一個帶有高度「政治性」的程序,於是NCC在媒體管理的工作上,能否從過去行政系統傳聲筒的新聞局,脫胎成為捍衛新聞自由的衛戍者,也就因此被打上了問號。

然而,正因為疑慮存在,筆者更要呼籲朝野政黨:「放了媒體吧!」即令不談公益,從各政黨本身的利益角度來看,如無意外,未來台灣民主政治,勢將走向類似歐美等先進國家高頻率政黨輪替的模式。這時,充分新聞自由的機制被建立,有助於非執政者聲音得以公平發出。換言之,也許今天的「新聞自由」對執政者而言刺耳難忍,但今天的執政者,很快地就會成為明天的在野者,到那時,新聞自由就將是確保自己聲音不被抹煞的最大保證。

要怎麼樣「放了媒體」呢?在近期的面向上,各政黨應該捐棄黨私,提出思想自由、立場中立、專業通達的社會人士組成NCC,由於NCC委員係採任期制,中途並不能任意更換人選,故一開始的遴選將顯得格外重要。在中長期的面向上,NCC成立之後,不要把自己想成媒體的主「管」機關,而要讓自己成為媒體的主「僕」機關,NCC在科技匯流的環境建設面上,必須是一個服務者,主動提擬更為自由進步的法律、協調相關機關提供更好的軟硬體等公共建設環境;在媒體競爭的面向,NCC則要以消極為原則,積極為例外,亦即應盡對市場機制的最大信任,儘量由閱聽大眾來決定媒體的存續與否,而避免越俎代庖;作出任何重大政策,都應廣泛徵詢媒體業者與閱聽大眾的意見,先取得共識,再實施政策;對「政治意見」必須保持絕對的中立,不能有一絲絲所謂的「藍綠考慮」,並要努力地促使藍綠力量均退出三家無線電視台。只有在一種情況下,NCC必須表現絕對的強硬,就是若有政治力不當干預媒體時,NCC必須成為媒體的鐵衛軍,跳出來捍衛媒體的自由、獨立與尊嚴。

讓媒體成政治防腐劑
NCC除了技術政策的功能,例如促進科技匯流環境下通訊傳播市場之健全發展,筆者深切期待外,筆著更在意的是NCC對於民主的促進功能。希望嶄新的NCC的組成會是台灣的媒體,完全地從政府黑手走出的關鍵時刻。讓一個真正新聞自由的時代來臨,並讓這個完全的新聞自由,成為最重要的政治防腐劑,督促行政、立法、司法三權革新進步,創造真正令我們驕傲的台灣民主!

【2005/11/28  蘋果日報 941128】
軍購舊思維 政治新災難

軍購舊思維 政治新災難

筆者很欣慰,軍購案迄今未被排入程序委員會,這可說是人民的一項勝利,然而,仔細觀察朝野政黨的態度,筆者對這樣的「勝利」卻難表樂觀,特別是目前阻攔軍購的國民黨,其阻攔,只是在價格、預算編法以及公投解套等枝節問題上徘徊,並申言,國民黨以前也支持軍購,言下之意是,因為以前不反,所以現在也不該反。筆者必須鄭重地指出:國民黨,你錯了!

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曾說:「你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這句話,被詮釋為一個流變的哲學觀,用佛家的話來解釋就是:「變是唯一的不變」。當我們思考軍購問題,也應該要從這樣的「流變」觀出發,去思考數十年前軍購的「正確」,等不等於今天軍購的「正確」?

經濟取代軍事兼併

五十年前,當時的兩岸執政者都是軍事政權,和平,沒有期待可能性。於是軍事對立,就成為唯一邏輯。那時,台灣透過龐大的軍購以確保安全,可說有其不得不然。然而,嗣後的台灣開始了一路的經濟改革、民主改革,而對岸的中國大陸也在二十年前開始採行了改革開放政策,使其經濟制度開始向自由市場加速修正後,這樣的政策一直持續到今天。即便政治上仍不民主,但政權的理性程度與二、三十年前的軍事政體已是不能同日而語,「經濟發展」早已取代「軍事兼併」成為兩岸問題的主要思維,加上兩岸的持續交流,遂使得戰爭的可能性大幅降低,和平更有期待可能性。
在另一方面,由於中國大陸的經濟能力提升,國力的提升也支撐了其軍事能力,加上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先天條件,這些加乘的效果,使得中國大陸躍升為世界的軍事強權,這也使得兩岸的軍力結構迅速失衡,台灣已再不可能在軍事上獲致超越中國大陸足夠武力,甚至誠實來說,連平衡也不可能。以上現象構成了一個很有趣的表象矛盾,那就是:對台灣而言,軍事對抗的可期待性下降,但相反地,兩岸和平的可期待性反而上升。
關鍵的因素就在於赫拉克利特所說的「流變」,亦即,時代已大不相同了。而從這表象矛盾所反應卻正是「現實真理」。反觀,政府以及美國方面的軍購思維,則是先建立了一個假設--如果兩岸發生戰爭,然後在那樣的假設之下,去思考軍購問題。這樣的邏輯反而有嚴重的謬誤。
包括筆者,沒有人敢用上帝式的口吻說:「兩岸絕對不會再有戰爭。」但關鍵在於有二個問題,政府與美國均沒有交代,那就是:第一,戰爭的機率是多大?是百分之一還是億分之一?每年花數千億的國防預算去賭這個「機率」會發生,是理性?還是投機呢?第二,真的發生戰爭,機率變成現實,軍購就擋得住中共的攻擊嗎?
深思這二個問題,我們就會發現一個很荒謬的情形,那就好比,有人擔心天下墜下的飛機會砸死他,於是傾盡家產打造了一頂獨一無二的超級頭盔要防止飛機砸他。很幸運的,他「賭」對了,即使機率如此之低,飛機還是砸中他了,但是呢?這超級頭盔仍然保不住他的性命。你會不會笑這個人很笨?如果會,那麼,在兩岸軍力已是「先天失衡」的情形下,我們的高昂軍購,不也約略是同樣的行為嗎?
這中間,筆者還省略了很多問題。包括,那個憂天杞人,可能還等不到飛機砸來,就已經因為家財散盡而先餓死了,甚至因為不自量力地大舉債務買頭盔,還得害他的子子孫孫要揹上無盡的債務、翻不了身。資源是有限的,政府必須謹慎分配,這不像支出一元的經濟建設、公共建設可能會帶來二倍的經濟產出,或每投資一元的教育,會帶來好幾倍的未來產出。六千億或三千億用來買武器,錢丟下去後,台灣除了空洞的「安全口號」外,什麼也得不到,不會有任何的回收。
與其假設戰爭之必來,而為螳臂之擋車,為何不致力於根本地改善兩岸關係,消除掉戰爭可能性呢?

作者為律師,政治大學兼任法學教授

(圖片/蘋果日報/軍購問題爭論不休,投機還是理性值得深思。圖為9月25日逾萬民眾上街頭「反軍購」。)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headline/20051027/2158650/

為全民擋下無謂的軍購預算

立法院新會期開議,執政黨將軍購特別預算從6千億下修到3千餘億,朝野政黨似乎有放行軍購預算的跡象,對此,筆者期期以為不可。不但3千億的特別軍購立法院要為全民擋下,且應一併檢討每年260億的巨額國防預算。

八○年代以前的兩岸情勢,與2000年以降的兩岸情勢,已大有不同。討論軍購問題不能無視於這些不同。

負債10兆經濟已垮
首先,10多年前的台灣國庫充裕,軍購不致形成嚴重的財政排擠,但今日政府總負債已破10兆,早有破產之慮,不自量力地擴充軍備,不必等到中共打來,台灣就會先倒下!前蘇聯就是過度擴張軍備,經濟支撐不下而瓦解。要知道,幾千億,或陳總統口中GDP3%,是天文數字,用來買武器,就必排擠社福、經濟、公共建設支出,嚴重削弱國家競爭力。且目前國防問題不在軍備,而在向心力,內政不修、競爭衰退的國家,會有好的國防嗎?

其次,或許今天的大陸政府仍不民主。但由胡錦濤所領導的政府,已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50多年以來,最溫和、理性的政府。20多年前大陸採行了改革開放政策後,兩岸之間即便仍有齟齬,但從歷史的脈絡來看,卻是向和平方向發展的。或至少,和平是更可被期待的。
用「投資學式」觀點解釋,2、30年前,「備戰」與「和平」二個選項間,我們沒有把握,投資和平會比投資備戰正確,因為當時的大陸是軍事獨裁政權,投資「兩岸和平」,並無期待可能性。然而,今日投資和平則比投資戰備會更務實划算,朝向市場經濟發展的中國大陸,已走向不可逆的政治變遷過程,經濟利益對其決策的影響與重要性愈來愈高,一旦對台灣動武,將嚴重衝突其經濟利益,這將不利於其政權維繫。換言之,除非台灣立即宣布獨立,很難想像中國大陸會拿石塊砸自己的腳。

這時,與其花巨款買武器,不如僅維持最低限度的軍備,將資源集中於發展經濟、投資教育、開放交流,增加與兩岸在經濟利益上的交融,經濟互融愈深,中共動武顧慮就愈大,這才是最佳的國防之道。

第三,兩岸若真的開戰,台灣有多少勝算?連政府都不敢說買武器就擋得下中國大陸的武力,而是以「周」為單位,告訴人民,這些錢花下去,可以「擋幾周」。這豈不荒謬?花那麼多錢,還是會輸,只是晚點輸。為了這「晚點」二字,就要人民付出天文數字的代價?

唯有互依才能避戰第四,政府可能會說,晚點輸,是為了撐到美國介入。筆者要問,台美間簽了共同防禦條約嗎?美國給了台灣受犯時必然出兵的承諾嗎?若無,憑什麼要人民把命運寄託在美國不確定的意志上?換個立場來說,你我是美國人,美國政府有多大可能會為台灣和中共宣戰,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與中共玉石俱焚嗎?若美國只是有限度的介入,受害最深的還是台灣的人民。

最後,巨額軍購的一路邏輯錯在預期「必戰」,於是直覺地得出「必備戰」的結論。這是一種斷頭斷尾的井蛙邏輯。在尾巴部分,政府不管即使「必備戰」也不會贏。在開頭的部分,政府更忘了精算,與其「備必敗之戰」,何不把相對的資源力氣,對內,全力支援內政提升綜合國力,對外用來構建善意、交融、化異求同的兩岸關係。一旦兩岸產生利益互依的機制、有了貼合融洽的感情,就能從根本地消除戰爭的可能性。

陳長文╱陳勁甫
作者為陳長文為律師╱陳勁甫為元智大學資管系副教授、前國防管理學院決策所所長

【2005/09/08  蘋果日報 940908】

挽救瀕臨破產的財政

若非財政已山窮水盡,政府也不至於急於加稅。雖然無奈,但總不能讓政府倒吧?人民似也只有接受。惟政府仍必須提出令人心服、公平的財政政策。對此,筆者有若干呼籲。

首先,筆者肯定財政部長林全為政府開源、進行租稅改革的堅持。但是單靠林部長的鋼鐵意志是不夠的,還需要各方以實際行動作為後盾。

富人誠實納稅當表率
第一個該當後盾的是,社會上較富裕的人以及擁有不錯獲利能力的法人。租稅改革或會增加負擔,但富裕人家應以此為傲,這代表自己能力較強或福氣較足,故有較佳收入,另一方面,政府用自己所繳稅金造橋鋪路、濟弱扶貧,都是善舉一樁,對此應覺光榮。

相對的,以財政部公布資料來看,收入前四十名中竟有八人不用繳稅,十五人只繳納1%的稅款。這群富裕者必是極為聰敏之人,不但能成為名列前茅的財富高手,尚能將稅避的一毛不繳。惟筆者懇切希望財富高手,要體認自己是社會一分子,社會集體公平正義淪喪,富裕人家也將一體受害。而能力強、福氣夠,更應為眾人表率、誠實納稅,擔當風行草偃的教化力量。

肇建歷史上第一個橫跨歐亞非大帝國的亞歷山大,卻在三十三歲的英年猝然而逝。死前,他吩咐左右:「請將我的棺木兩邊,鑽開兩洞,讓我兩手放在棺木外,兩手空空遊行市街,讓世人知道,我什麼也沒帶走。」這氣度令人敬服,這讓我想起溫世仁先生,故世後遺下龐大遺產,但卻「不做任何租稅規劃」,誠實納稅,比起死不帶去的財富,這慷慨的胸襟才是我們的典範。

政府施政要杜絕浪費
第二個更要跳出來當後盾的,是謝長廷院長所領導的行政院團隊以及各級地方政府。財政危機要解除,單單開源是不夠的,更要杜絕浪費。日前,郭台銘董事長呼籲政府重視效率,筆者心有戚戚。看到媒體屢屢揭露政府浪費人民血汗錢的新聞,叫人如何甘心交出稅金?例如最近,有某電視Call-in節目,即一系列地討論政府諸多浪費公帑的行事,並質問,那個政治人物該為此負責。

首長為了討好選民,耗鉅資在全國大舉興建養蚊子停車場;為應五二○「政治節」的景,政府撥出數千萬打廣告美化施政;每年二千多億的國防預算嫌不夠,還要打腫臉硬編六千億的特別軍購(換來的是打不贏日本的自我洩氣);無意義地買收邦交……如果,政府不改浪費,加稅再多也挽不回崩潰的財政。

除了以實際行動節流(例如撤回特別軍購案、停止邦交購買政策)外,政府還必須落實公平的租稅政策。特別是,長期以來,有錢人以及透過資本利得賺取所得者,在許多不當租稅優惠與漏洞下,納稅偏低是事實。所幸即將推動的最低稅負制,應有亡羊補牢之效。

軍公教人員公平徵稅
其他諸如取消軍公教人員免稅,政府亦應納入稅改項目,目的並不在於稅收之「增」,而在於公平之「徵」(軍公教納稅後,應隨而調增其待遇,避免產生實質減薪疑慮)。繳稅是義務,軍公教人員總不希望永遠承受其他須納稅民眾的懷疑眼光!

租稅改革、搶救瀕破財政,是全民責任,但政府必須拿出行動與誠意,規劃擁有「公平精神」以及「正義靈魂」的財政改革方案,才能獲得人民永續地、服氣地支持。

【2005/06/24  蘋果日報 940624】

任務型國代無須申報財產

部分任務型國代參選人未申報財產,恐將遭到中選會裁罰六至三十萬元罰鍰。筆者認為,若然,則中選會對《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的認知,恐過迂腐褊狹。

首先,現行《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以下簡稱《財申法》)乃係於民國 84 年修訂,其所涵蓋的申報人範圍及於「國大代表」,仍因依《財申法》第一條所明示的「立法宗旨」:「為端正政風,確立公職人員清廉之作為,建立公職人員利害關係之規範,特制定本法。」當時的國大代表以四年期間為任期,是以一個「人」的代表,有不確定的「修憲」職權。擁有這些屬性,將出現反背《財申法》第一條法律目的的「行為可能性」。換言之,國大代表藉由上述職務特性,不無藉扭曲職權行使,牟獲不當利益的可能。因此,在合致《財申法》第一條的立法目的情況下,限制「國大代表」的財產隱私權,尚難謂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的「比例原則」精神。

然而,依 89 年新修的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第一條,上述性質之國大代表已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任務型國大代表」。亦即,任務型國代的產生,遠在《財申法》修訂之後。

情勢既已變更,此「任務型國大代表」已非在《財申法》制定時所預設的彼「國大代表」。即不宜逕依《財申法》第二條第二項:「縣(市)級以上公職候選人準用本法之規定,應於選舉登記時申報。」狹義認定申報人範圍。而應結合該法第一條之立法目的加以觀察。

任務型國大有三個特性,(一)純為複決修憲案而組成,選民的投票為對「事」的立場選擇,而非對「人」的政權委託;(二)其任期與集會同,集會並以一個月為限;(三)其修憲立場必須與參與選舉前即公開表明,然後依之為忠誠的表決。

將此三目的置入《財申法》第一條,即可發現:任務型國代之參選、當選,不會出現間背《財申法》第一條之立法宗旨,即出現「政風不端正」、「濫行職權不清廉」、「有不當利害關係」等情事的可能性。

在不能達成《財申法》第一條之立法目的的情況下,卻侵犯參選者的「財產隱私權」,強將任務型國代的參選者納入《財申法》規範範圍,一則不符應依《財申法》立法宗旨而為的「目的性解釋」結果,有「違法解釋」之嫌;二則,違反《憲法》第二十三條的「比例原則」,在無法達成《財申法》第一條的立法目的的情況下,無必要地侵犯人民的「財產隱私權」。

期盼中選會眾委員能以高矚洞見,勿墨守狹義之條文,無視情勢之變以及新的《憲法》條文與舊的法律之扞格,致為助焰侵於人民權利之不義解釋。反使《財申法》第一條之崇宏宗旨落空,復違於我憲所立之比例原則,而侵犯人民自由權利。

陳長文
作者為律師,政治大學法學研究所兼任教授,中華民國紅十字總會會長

【2005/04/19  蘋果日報 940419】

愛滋病患人權遭踐踏

日前收到「愛滋感染者權益促進會」的說帖,指出三十多位立法委員連署,欲刪除《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防治條例》中,對愛滋病患的不歧視與人權保障條款。對此,筆者深感沉痛!這個自詡民主進步的社會到底是怎麼了,我們口口聲聲的人權立國,原來只是人蜷立國,以蜷折弱勢者的權利來保障所謂「強者的權利」。

部分立委建議刪除該條例第六之一條第一項後段、第二項全文、以及第三項全文,亦即,原條文「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之人格與合法權益應受尊重與保障,不得予以歧視,拒絕其就學、就醫、就業或與其他不公平之待遇。未經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同意,不得對其錄音、錄影或攝影。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對於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所從事之工作,為避免其傳染於人,得予必要之限制。」將僅餘「感染人類免疫缺乏病毒者之人格與合法權益應受尊重與保障。但中央衛生主管機關,為避免其傳染於人,得予必要之限制。」

變相鼓動歧視患者
將愛滋病患者的具體的人權保障條款全予刪除,正可揭昭立法者的心態,他們到底把弱勢者不受歧視的就學權、就醫權、就業權置諸何地呢?

而原法第十七條對違反該人權保障條款時,若干「輕微」的罰緩規定(三萬至十五萬元),也被一併刪除。換言之,即便有侵犯愛滋病患者人權情事,政府也不處罰,變相鼓動人民歧視愛滋病患。我國人權狀況停滯不進已堪憂甚,竟然還要大開倒車!我們怎麼坐視、沉默?
什麼叫人權?人權所指的重心不是看來生活無虞、健康活潑的你我的自在幸福,而是包括你我在內的集體社會,給了社會中最弱勢的族群什麼樣的保障。不要以為這些弱勢者的權利保障事不關己,反正你不是愛滋病患者。然而,你我真有把握,永遠都不是愛滋病患者嗎?愛滋病的可怕之處,在於它的感染途徑,有時未必是小心或約制自己的行為習慣就能防止的。況且,一旦我們吝於給予愛滋病患者應有的人權保障,不但不肯給予我們應給予的關懷幫助,反而妖魔化、孤立化他們,那將會使愛滋病患者更不敢站出來,增加了救治與防治愛滋病蔓延的困難,真正受害的其實是社會大眾。

無視弱勢傷及自己
更重要的是,一旦我們對於弱勢者人權受剝無視、噤聲,那麼,一方面,這等於給「強權者」一個獎勵,告訴他們,只要強權在握,就可以任意踐踏弱勢者的權利,你我真有把握,這每一次的強弱刀刃劃下時,你我(或我們的子子孫孫)一定是站在「強者」的一方嗎?二方面,我們也失去了捍衛自我權利的發言資格,因為當其他弱者的權力被剝奪時,我們沒有勇氣捍衛,甚至默許,一旦其他的「強者」侵犯我們的權利時,我們也沒有資格說話,因為,那「強權即公理」的價值觀,本就是我們所贊同的,被自己贊同的價值觀所壓迫,有什麼好埋怨的呢?

當我們對弱勢者揮刀時,那刀斧所傷者必將是自己。不要坐視、不能噤聲,我們責無旁貸地必須站出來制止,一個惡劣的修法提議。

【2005/04/11  蘋果日報 940411】